十六子入獄，引發了一場關於法治的大辯論，也是一場很有意義的民主教育。我們不僅應該深化教育，且該將之帶進民間，深入基層，讓大家都知道什麼叫法治，而法治和民治又有何種關係。
英皇最大，豈有真法治？
香港眼前究竟有幾法治？政府和保守派司法勢力總是極力營造一種輿論，就是現在和港英政府時期一樣好。於是，有人中計，極力辯說，不，以前好得多，現在變壞了。然而，真是這樣嗎？
英國殖民時期的法治，當然比較當今朝廷要好得太多。但如果說，那時已經有真法治，亦非事實。道理很簡單。法治是什麼意思？不嫌簡化地講，就是沒人高於法律。但香港是殖民地嘛，當然有人高於法律，那就是英皇！香港所有土地也同樣屬於英皇！當然英皇懶得駐紮香港，所以要派代理人港督來替他治理。為了令殖民地臣民拜服於港督，英皇就制定香港的憲法《英皇制誥》，其地位當然高於香港立法會所制定的任何法律。所以，殖民地人民必受英皇統治，但英皇則永遠高於本地法律。言香港殖民地一直有法治，雖不算全假，但亦非真。殖民地不可能有真法治。
如果英國本土算有真法治，那是因為，英皇早已不具備最高權力了，因為1640年的英國內戰，即國會與英皇的權力鬥爭，以英皇失敗被砍頭作結。從此之後，才確立了連英皇在內，亦不可凌駕法律的體制。Ton Bingham的The Rule of Law一書，有一段講到一件饒有趣味的事：1628年，雙方早已劍拔弩張，其時一位溫和派議員出來作和事老，說「大家都不應該就國王凌駕法律還是法律凌駕國王爭論」（18頁）。但法治還是王治，這是歷史性大衝突，又豈是和稀泥主義能夠稀釋的嗎？
英皇在英國不可凌駕法律，不過，在香港殖民地就不同了，英皇的代理人當然凌駕法律！事實上，百多年來，不止英皇凌駕法律，就算只要是英國人，也很多時凌駕法律。香港即使行一套法律，亦實際上有兩個標準，英國人永遠享有明文或習慣所規定的特權，中國人永遠是二等公民。甚至在其最後統治的三十年，雖然有所改進，但距離真法治遠矣。有一位前任殖民地華人女法官，叫崔志英，在退休後寫了一本書《剛正不阿－－一位香港殖民地時代的華人法官之反思》，可以為大家作證。此書中文版出版於2000年，司法界無人不知。不過普通市民未必知道，而90後青年恐怕更沒聽過了。我今日且先做一回文抄公。
香港首任女裁判官崔志英
崔志英是香港首任女裁判官崔志英，1976年上任以來長期任職裁判署，1993年退休後寫了這本書，回顧她的法官生涯之餘，揭露殖民地司法界的不公正，亦因此被報復。
她在《前言》說：「英國的法律制度，是英國人帶給香港最好的東西，但在一個公平法律制度下所有純良的印記中，卻出現了很多不公正的事情。…有些時候政策操縱著法律。有錯誤和不公平的檢控。有被拘留而不審訊的。不應囚禁的人卻身繫囹圄，本應坐牢的卻逍遙法外。…那些在其位而又可以糾正不公平現象的人卻置身事外。在原則上司法獨立是存在的，但每當涉及重大利害關係的時候，它便很容易被抹除。」
法官審案被干預，不一定直接來自政府。人們總是「司法獨立」四個字不離口，卻忘記了法官固然有保守與比較開明之分，更有階級之分，這兩種條件，都使到司法界中必然有人立場保守和親近政府，而且越是高級便越有這個可能。這些人便是司法獨立的特洛伊木馬。
崔志英舉出一個例子。「1996年，當頭條新聞刊出一名地方法院法官Brian Caird指稱他曾受到兩名同僚法官的壓力，要他將正在審理的一宗案件中的被告人定罪時，司法獨立這個問題浮現了出來。」後來案件的辯護律師寫信給英國首相馬卓安，再輾轉由香港總督彭定康下令進行內部調查而非公開調查。啊彭定康，多麼開明的港督呀。最近還為入獄三子心痛呢。然而，當年彭定康原來要調查的，「並非找出實際發生了什麼事情，亦非那兩名法官曾否試圖影響Caird，而是要決定Caird應否被撤職。換句話說，Caird…由原告變為被告。」這位Caird最後被迫提前退休。這類事件不只凡幾，所以這次事件揭露出來，非常罕有，因為正如作者說，「作出影響和干預的意圖通常都是巧妙的。」
接著作者談到自己親身經歷的另一匹司法界的特洛伊木馬：崔要審判一宗醫生逃稅案件。但另一位法官不斷接觸崔，告訴她政府很想判處中的被告重刑（46-9）！
法官配合檢察官凌虐疑犯
崔志英在1987年開始擔任新浦崗法庭的首席裁判司，她當時便留意到政府的主控官總是以種種藉口，要求法庭把疑犯不斷還押監獄，等候主控官提出更多指控證據。按照法律，警方逮捕疑犯後，必須48小時內提審。但是警方經常以法律漏洞來未經審判不斷還押疑犯。然而，很多法官對此卻高度配合。
「為了要利用裁判司的權力延長48小時的拘留，不管有沒有足夠表面證據支持檢控，政府也先行提出檢控。當被捕人成為被告人，站在裁判司面前的時候，政府可以藉不選擇審訊地點，即是不說要在裁判司法庭、地方法院，抑或高院等法院審訊，作為一種手段防止裁判司處理他。由於選擇可公訴的罪行的審訊地點是政府的特權，在政府尚未選定審訊地點以前，裁判司是不能處理該宗案件的，但政府卻不選定審訊地點，而只要求裁判司將案件延期及將被告人還押。…龐大的濫用程度引起我極大的關注。每天都有被告人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甚至是第四及第五次被帶到我面前而只是為了一個目的，就是要將他們還押。在大部分案件中，均沒有表面證據可進行檢控。」（119頁）「一些律師指控政府利用這些所謂『不聽取答辯的還押』去摧毀被告人的意志。另一些律師認為政府明知道它會撤銷對被告人的控罪，卻以還押作為對他們的一種懲罰。」（122頁）
崔志英受不了這種假法律之名破壞法律的勾當，於是前後撤銷了15宗這類無休止的還押的案件。但政府不服上訴，而高等法院法官也不負政府期望，判處政府上訴得直，且在判詞中說崔只考慮被告人的利益，沒有考慮「社會整體利益」，亦未考慮「被告人未經審訊而被釋放，對香港市民並非最為有利」。
但崔志英在書中反問：「那位法官沒有考慮到，香港市民的利益就是不被任意拘留而失去自由」！（153頁）
但之後她繼續撤銷同類案件。很快她便得到報復，不讓她續約。上司約她見面，讀出他將會在關於她的年度報告中，寫上以下評語：「自從1987年出任首席裁判司以來，她與政府一直不和。雖然她的裁決於上訴時被推翻，她仍舊繼續將政府的案件撤銷。這事說明她罔顧我們所運作中的司法制度的階級性，因此她不適宜執行任何司法職務。」（193頁）
三權配合，早已有之
「她與政府一直不和」！「罔顧司法制度的階級性」！這位平步青雲的上司，比較西環早幾十年，已經主張並實行三權配合了！也不打自招承認了，司法界的等級制度，比較什麼司法公正平等的空話，更其重要一千倍。
崔志英倒是戰士，她居然向時任港督韋奕信投訴，最終獲得續約。不過也照樣在職務上被留難，被調去小得多的粉領裁判司署。她最後大概被玩謝了吧？所以不久之後就去職。在書末，她告誡大家：
「我看到很多不公平的事情，我卻無能為力。而那些有能力的人，卻看不到種種不公平的事情。諷刺的是，我在裁判席上的歲月所看到那麼多的不公平事情，動搖了我自己對司法的信心。傷感的是，我發覺在我年輕的日子中，那個正義雕像所象徵的司法純潔和權力，只是一個年青人的夢想而已。」（244-5頁）
崔志英的批評者
網上有一個叫標少札記的網誌，看似當年曾擔任主控官，與崔志英在庭上對抗過。他寫了《剛正不阿四篇系列》，批評崔志英當年之所以撤銷案件，不過因為她不滿不斷還押疑犯增加了自己的工作量。其實，即使她有這個動機，也不能因此抹殺掉她所正面提出來的質疑啊！何況，動機難以證實，但觀點與論證可經對質而證實或證偽。這位讀過法律的主控官，居然為不能證實的動機而下筆不能自休，同時卻根本迴避討論本可證實/證偽的對方論點，則這位主控官，本身有幾多學問，亦可想而知。事實上，他也承認：
「崔志英在她的書中當然提出自圓其說的講法，這些講法獨立來看也並非沒有道理，有些案件確實押後次數太多。…當時不論是警方或者律政署的檢察官，也有不少工作態度馬虎，導至案件多次不必要地申請押後。如果她並不是把一切初次申請押後的案件一概撤銷，我不會對她產生這樣大的反感。」[1]
他反感，那是因為，歸根究底，他的法律立場與崔根本不同。一個是法律為統治階級服務，一個則堅持「香港市民的利益就是不被任意拘留而失去自由」。南轅而北轍。
2017年8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