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最近向世界貿易組織提出拒收二十四項回收的物料，當中包括不同類型的未分揀和處理的塑膠及未分揀的廢紙。消息一出，全城轟動，回收商開始拒收廢紙，有用的資源淪為垃圾，為香港市民又一次敲響了垃圾圍城的喪鐘。
在香港這個所謂的國際大都會，政府一直希望保持良好市容和潔淨街道，以維持競爭力。在商業活動和市民日常生活的空間，所有的 「垃圾」都希望可以迅速收進城市的「黑盒子」，並送去堆填區。我們放下一個膠樽、一個食不完的麵包往垃圾筒，彷彿便完成公民責任，之後它們如何處理，我們一概不知，只懂堆填區愈來愈飽滿，政府未來又會想擴展堆填區，盲目追從垃圾直線流去終端的處理模式，可見香港人對垃圾的認知度很低。
政府措施無助轉化市民在廢物上的被動角色
香港政府多年前推出藍紙黃罐啡膠樽的口號，深入民心。然而，之後腳步卻慢了起來。之前環團綠惜地球曾在調查後指出，公共的垃圾桶和回收桶的比例為14:1，而回收桶卻多放在市民不易到逹的地方，像筆者所住的公屋，由以往放在居民必經的升降機旁，改為放在遠離居民必經之路大樓外面，相反垃圾桶則充斥着街道，像九龍公園一條步行徑兩旁便放置了逾十個垃圾桶，每個距離不足十米，反映政府硬件上的不足和安排失當，間接被動化市民，令他們不需面對自己所造成的過量垃圾問題。
另一個例子，便是梁振英政府推行的綠在區區計劃。綠在區區除了被詬病於功能錯配，側重講座式教育功能，而忽視現時香港回收業因運輸成本太高，而無法建立回收物料的完善物流的核心問題外，區議員因怕市民投訴，而反對政府把回收這種「厭惡性」的設施放在近民居的地方，違反香港一般回收的原則──回收地點應近回收物料的供應源頭而減低運輸成本，使本身的回收量也偏低，可見政府雖然口裏說支持回收業，但卻沒有足夠的勇氣指出市民在香港的垃圾問題上的真正角色，把市民在處理垃圾上定位於一個較被動、等待餵食的角色，截斷市民和社區回收系統的連接，從而加大了市民和香港廢物問題之間的距離。結果，市民追隨政府的那一套快速掃走垃圾的城市發展思維，忽視垃圾只是錯配的資源，於是便會常常就社區的回收街角鋪、回收車收集回收物料時的混亂，而投訴阻街、破壞環境衞生等等，卻沒有想過他們倒閉關門時，自己有份造成的廢物問題如何解決。
不是垃圾站 縮短市民和垃圾的距離
朱凱廸的元朗地區助選團中一些比較關心環保的人士在選舉之後，針對現時香港的垃圾像在一條高速的輸送帶上被快速運往堆填區的做法和回收商面對的運輸成本高漲的問題，希望做到自己垃圾社區解決，加強所謂的「垃圾」在地區循環和集中回收物料，降低回收的運輸成本，而提出不是垃圾站的計劃，務求顛覆市民對垃圾和垃圾站的想像，改革近民居的垃圾站為多層的資源回收中心。他們的想像主要是樓下是機械化的回收集中點，把街坊分好類的回收物料壓縮，樓上的樓層是神奇食品（即只過了最佳食用日期但仍可安全食用的食品）、衣物共享、天台農場消化廚餘等等，令到一個社區要運作，也要兼顧運作所產生的「排泄物」。他們已在元朗鳳琴街垃圾收集站和元朗鳳攸北街的休憩處旁邊的空地舉辦不是垃圾站的社區實驗多個月，回收的物料附了紙金，塑膠更仔細地分開幾類、也有發泡膠、紙包飲品、玻璃和電子垃圾等，旁邊則是環保工作坊和人棄我取的禮物墟，每次兩小時的街站，大約有百多公斤的回收物料收集了、約半噸的資源在社區循環，比綠在區區的效能太多了。
不是垃圾站不是定位為服務市民，為市民清理他們的「排泄物」，而是希望他們在自己在不是垃圾站自行分類回收和資源共享時，學習回收和垃圾的知識，了解放進回收桶後的物料之後如何處理，並建立信任的關係（如許多過來的街坊都不相信放在三色回收桶的回收物是運去回收的）和進行交流，慢慢地由以往在垃圾處理上屬於較被動者的角色轉為積極的，實踐社區資源回收和減廢人士，直視社區本身所產生的廢物問題。因此，每次不是垃圾站進行時，站內的人員十分着重和街坊的交流，引發社區街坊處理自己社區垃圾的能力，並慢慢建立和支援更多適切於該區的回收及資源共享的行動，如大橋街市收剩菜、康景街元朗快閃等等，由佔領或半佔領公共空間做資源共享及回收，對抗現時的地產霸權和政府追逐地價的賣地建私樓發展思維，奪回在生活的地方做回收及資源共享的權力和空間。
所謂攻心為上，攻城為下，適逢政府擬將推行垃圾徵費或現時大陸關閘，停收多種回收物料的時機，政府應把握今次的機會，趁市民的高度關注時，深化社會的討論，轉化市民以往被動的角色為積極的角色，以達至自己垃圾社區處理。
作者為黃錦升（不是垃圾站的參與者）
原文刊於2017年9月12日信報專欄。本欄逢周一見報，由「香港文化監察」邀請不同意見人士討論香港文化及文化政策狀況，集思廣益，出謀獻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