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首相文翠珊去年為英國退出歐盟的決定而辯護時，說了這樣的一句話：「如果你認為自己是世界公民，你就是無何有之鄉的公民（citizen of nowhere）。」她這句說話也許會有過半數英國人贊成，可是，根據英國廣播公司與民意調查諮詢機構 GlobeScan 合辦的一項多國調查，有 47%英國人認為自己是世界公民多於英國公民。文翠珊言下之意是「世界公民」與「英國公民」的身份認同有矛盾，但調查裏那 47%的英國人並沒有否認英國人的身份，只是同時認為自己是世界公民——他們看來是對兩個身份都有認同感，只是「世界公民」的身份認同感較強而已。
問題是，這些人的「世界公民」身份認同感從何而來？有甚麼基礎？那「世界公民」的身份認同感，會不會其實只是源於一個美好的理念（例如「世界大同」），而這理念令受訪者美化或理想化了對自我的理解？換句話說，受訪者說認為自己是世界公民，可能只是表達了一個抽象而美好的自我形象，不一定能代表他們真實的身份認同感。值得留意的是，在同一個調查裏，中國人竟有 71%說認為自己是世界公民多於中國公民，這就是十分奇怪的事了，因為由於中國政府近幾十年落力推行的國民教育，令國內民族主義高漲，中國人大多有強烈的「中國人」身份認同感；這 71%之數，恐怕未能反映現實（調查不包括日本，否則可能也有同樣奇怪的結果）。
對國家公民的身份認同感和對國家的歸屬感是一事的兩面，兩者的基礎主要都是「生於斯、長於斯」所經驗的日用倫常和文化特色。很難想像一個人對自己的國家有公民身份認同感，卻對國家沒有歸屬感；或是有歸屬感，卻無身份認同感。人類群居有不同形式，由家庭、族群、社區，到國家，都不只是一群人聚在一起居住，而是還有一些凝聚因素，例如血緣、傳統、習俗、宗教、道德觀，這些凝聚因素往往同時形成了身份認同的界限，這界限又反過來增強凝聚。「界限」有「與外人分隔」的含義，這分隔即使在空間上不能完全做到，在心理上依然可以很牢固；另一方面，這心理上的分隔不一定帶有自我優越感和對外人的歧視，而只是有「我們」和「他們」這個分別的強烈意識，拒絕將兩者合成一個更大的「我們」。
有些嚴限移民的國家，例如中國和日本，這樣的移民政策已是「與外人分隔」的表現，也令本國的文化難以多元化，於是分隔的意識亦難以減弱。事實上，就算是以文化多元稱著的美國，身份認同的界限依然存在——那些凝聚美國人的因素，同樣也是「與外人分隔」的動力；移民美國的人一旦建立起「美國人」的身份認同和對美國的歸屬感，也很容易會將美國人的「我們」和非美國人的「他們」分開，而有不同的態度和對待。
這樣分別「我們」和「他們」是不是壞事？這是個很複雜的問題，勉強簡而言之，可以這樣看：如果這個「與外人分隔」的心理不涉及歧視，而只是群體凝聚意識的表現，那未必是壞事。然而，中國古人講的華夷之辨 ，將所有外人都貶為蠻夷，是基於文化優越感，可說是有歧視成份。這個華夷之辨的意識在後世逐漸減弱，但中國人的身份認同感並沒有邁向「普世化」，那是由於儒家道德哲學和倫理觀的影響——儒家強調親疏之別，認為家庭和宗族的人倫關係是倫理道德的基礎，但普世卻不會成為有實質人倫關係的「一家」。相較之下，道家說的「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莊子•齊物論》）和佛家說的的眾生皆苦，都有普世的意味；可是，前者只是一種自然主義，沒有足夠的文化意識，後者則過於重視個人修行，都不足以支持「世界公民」的觀念。
到目前為止，「世界公民」只是一個理想的概念。各國的人雖然同處地球，也有很多共通之處，可是，這些共通之處未能發揮足夠的凝聚力，令所有地球人成為一個「我們」，而消弭現在各個「我們」和「他們」的分別。沒有「他們」作為對比，那個「我們」的意識是不會強烈起來的；說不定要等到外星人侵襲地球，地球人成為一個「我們」， 才會對「地球人」有身份認同感和對地球有歸屬感。
原載於國泰航空機上刊物 Discovery，2017年10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