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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百年回望

十月革命百年回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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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巴黎五月風暴50周年未到,早前我已搶閘寫了一篇紀念文章,細說新左翼的歷史脈絡(註一);現正時值1917年十月革命的100周年,實在沒理由不談談對傳統左翼的看法。

套用波蘭尼在《大轉變》(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1944/2001)的觀點,故事的源頭應先追溯至240年前的《國富論》(The Wealth off Nations, 1776),也就是「自我調節市場」(self-regulated market)的起點。啟蒙運動和工業革命帶來的亢奮,令人誤信市場經濟是人類現代化進程的終站;但這種進步樂觀的想像,終於在一次大戰(1914-18)的朝夕之間瓦解。其後經濟大蕭條、共產主義以至法西斯的興起,盡皆意味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幻象的破滅。而十月革命正是發生於此一重大的歷史轉折點上。

同樣地,過去40年新自由主義帶來的全球動盪,亦可從「自我調節市場」找到問題的根源。但如何著手推動合適的變革,至今仍未見有清晰的路向。

變革的三條路線

十月革命同時意味著傳統左翼派系的分道揚鑣。立足於東歐的共產主義革命,與西歐的改良主義議會民主路線,構成了百年來兩條迥然不同的歷史軌跡。作為當時的意大利共產黨創始人葛蘭西,盡將這一重大轉折看在眼裡,逐步形成他的公民社會理論,在其《獄中扎記》中發揚光大,復又構成了其後新左翼的起點。

百年共產革命與議會民主的功過得失,蓋棺論定後該如何評說?這裡大可引用賴特《真實烏托邦》(Envisioning Real Utopias, 2010)一書的洞見。對賴特來說,無論是暴烈的斷裂性變革(ruptural transformation),抑或是溫和的共生式變革(symbiotic transformation),皆無法為人類帶來真正的解放。賴特遂提出間隙式變革(interstitial transformation)的「真實烏托邦」,作為革命與議會路線以外的補充。

正如賴特在《真實烏托邦》的中文版(群學,2015)序中總結:「資本全球化與金融化已大大損害[議會民主]馴服資本主義的願望。至於透過革命驟然取代國家權力,這種消滅資本主義的雄心壯志已難取信於人。然而,這並非促成轉型的唯二邏輯,真實烏托邦為人們指出了一條超越資本主義的不同路徑:在資本主義經濟體內的空間及間隙,打造替代資本主義之方案,同時竭力捍衛並拓展這些空間,藉此侵融資本主義。」

令人詫異的是,賴特並沒有引用葛蘭西的公民社會或「位置之戰」(war of positions)等概念。他反而上溯至十九世紀(主要來自普魯東)的無政府主義實驗,來作為間隙式變革/侵融資本主義的理論泉源。其出發點在於令一般人相信變革的可能:一、證明變革能改善人們的生活品質;二、讓人意識到資本主義對變革構成的阻礙;三、令未來更激進的變革較易為人接受;四、將平等、民主的社會賦權成為變革的一部分。(第十章)

關於最後一點,所針對歷來共產革命的反平等、反民主傾向,實在亦與列寧式先鋒黨的精英本質,互為表裡。這是後來者不得不認真思考的問題,否則變革又只會構成新的、更大的問題。

先鋒黨的精英困局

小熊英二在《如何改變社會──反抗運動的實踐與創造》(時報文化,2015)中,有一段關於「先鋒黨」的描述:「看不到可能性之下,運動就越來越難號召人......到了這種局面,有沒有參與運動的覺悟就會成為被質疑的事,運動場合頻繁出現『你不來遊行嗎』、『你要離開路障嗎』等質問。雖然沒有明講,但隱隱約約有著一種氛圍,好像在指責怕被警察逮捕的通通是「叛徒』,要他們都去自我批判一樣。

不斷分裂與內部暴力的橫行下,他們只能以道德來約束自己繼續努力,變成一種忍耐大賽一般......在人數越來越少之下,有些團體開始主張唯有武力鬥爭的方式,才能喚醒沉迷於經濟成長的多數人。這麼一來就更多人脫隊,離開運動。」(第三章)

剛巧《重構香港──從庶民空間到社區更新》(印象文字,2016)一書,碰上了農曆年旺角的魚蛋革命,鄒崇銘也曾寫下一段關於「先鋒黨」的文字:「追本溯源,魚革肇因於捍衛小販作為『本土文化』,原來亦是出於對重奪城市空間的號召。但在社群網絡動員模式的局限下,最終卻難以緊密扣連小販的具體處境,令捍衛『本土文化』難免淪為空洞的綱領——彷彿這就是巴迪歐(Alain Badiou)所期許、毋須植根於客觀社會場景的突變契機(moment);通過關鍵少數抗爭者開創新的局面,就更加充滿列寧式先鋒黨的影子。與其說這些人是盲動的群眾,倒不如說是預知社會前路的先知精英。」

正如鄒崇銘指出,在後工業社會裡,人們變得「自由」,但卻失去了「大台」,社會價值變得虛無,社會運動頓失依靠;物極必反,人們開始希望「逃避自由」,就正如弗洛姆筆下的納粹德國人民。這或許亦可以解釋了,為何有人開始嚮往「擁有軍隊一般鐵的紀律的先鋒黨」。小熊英二套用紀登斯的說法,稱之為「基本教義派」:

「在此是指不承認自己是建構或被建構出來的,也拒絕參與可以改變關係的對話的態度。以蘇格拉底的邏輯來說,就是篤信某種絕對價值,沒辦法達到『無知就是智慧』的人。基本教義派的弊害就是暴力,以及拒絕對話......他們躲在宗教、民族、地方、性別認同裡,責難對方。世界上每個地方都有反移民運動,或印度的印度教右派的宗教基本教義派。他們各自建構世界觀、歷史觀與「傳統」,正當化自己的主張。無法忍受社會不確定性的人,就抱向基本教義派的懷抱。」(第六章)

超越「基本教義派」

上述討論已充分闡明,「基本教義派」可以源於任何意識型態的背景。尤其是重拾百年前「自我調節市場」迷信、當下橫掃全球的新自由主義,就堪稱與先鋒黨和納粹黨同樣純粹激進。若將此等迥異的「基本教義派」並列對照,當可發現箇中驚人相似之處,乃在於它們的工具價值和實用主義邏輯——迷信單一能醫百病的萬應靈丹,而且迅速見效,即時藥到病除。

正如許寶強引用馬爾庫塞的觀點指出:「納粹哲學其實是十分(工具)理性的:只關心赤裸的物質利益和政治權力,不談抽象的道德宗教價值;強調的是可操作性,把公義、平等、民主這些普世準則看作為虛妄的意識形態。」(註二)許在另一篇文章中則指出,新自由主義其實是以相近的民粹主義打造:「 例如說最低工資等同『大鑊飯』和『富社會主義』色彩,嘗試觸動港人的情緒,以至激發對外部他者(如『新移民』)的妒恨情感,並據此把人民內部紛雜的要求,化作為對『大市場、小政府』和『放任不干預』的訴求。」(註三)

這些五花八門的「基本教義派」,肯定都可找到十月革命和列寧式先鋒黨的影子。正如毛澤東所說:「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人們普遍無法接受未來的不確定性,不願意運用自己的自由找尋答案,因此希望找到可供依賴的強力特效藥,奇望於精英強人的先鋒作用。但問題是,更大的問題盡皆由此而起。

註一:韓江雪:〈新左翼五十自述〉。香港獨立媒體。
註二:許寶強:〈威瑪之後的文化與香港通識教育〉。
註三:許寶強:〈民粹政治與犬儒文化:為新自由主義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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