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巴黎五月風暴50周年未到，早前我已搶閘寫了一篇紀念文章，細說新左翼的歷史脈絡（註一）；現正時值1917年十月革命的100周年，實在沒理由不談談對傳統左翼的看法。
套用波蘭尼在《大轉變》（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1944/2001）的觀點，故事的源頭應先追溯至240年前的《國富論》（The Wealth off Nations, 1776），也就是「自我調節市場」（self-regulated market）的起點。啟蒙運動和工業革命帶來的亢奮，令人誤信市場經濟是人類現代化進程的終站；但這種進步樂觀的想像，終於在一次大戰（1914-18）的朝夕之間瓦解。其後經濟大蕭條、共產主義以至法西斯的興起，盡皆意味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幻象的破滅。而十月革命正是發生於此一重大的歷史轉折點上。
同樣地，過去40年新自由主義帶來的全球動盪，亦可從「自我調節市場」找到問題的根源。但如何著手推動合適的變革，至今仍未見有清晰的路向。
變革的三條路線
十月革命同時意味著傳統左翼派系的分道揚鑣。立足於東歐的共產主義革命，與西歐的改良主義議會民主路線，構成了百年來兩條迥然不同的歷史軌跡。作為當時的意大利共產黨創始人葛蘭西，盡將這一重大轉折看在眼裡，逐步形成他的公民社會理論，在其《獄中扎記》中發揚光大，復又構成了其後新左翼的起點。
百年共產革命與議會民主的功過得失，蓋棺論定後該如何評說？這裡大可引用賴特《真實烏托邦》（Envisioning Real Utopias, 2010）一書的洞見。對賴特來說，無論是暴烈的斷裂性變革（ruptural transformation），抑或是溫和的共生式變革（symbiotic transformation），皆無法為人類帶來真正的解放。賴特遂提出間隙式變革（interstitial transformation）的「真實烏托邦」，作為革命與議會路線以外的補充。
正如賴特在《真實烏托邦》的中文版（群學，2015）序中總結：「資本全球化與金融化已大大損害［議會民主］馴服資本主義的願望。至於透過革命驟然取代國家權力，這種消滅資本主義的雄心壯志已難取信於人。然而，這並非促成轉型的唯二邏輯，真實烏托邦為人們指出了一條超越資本主義的不同路徑：在資本主義經濟體內的空間及間隙，打造替代資本主義之方案，同時竭力捍衛並拓展這些空間，藉此侵融資本主義。」
令人詫異的是，賴特並沒有引用葛蘭西的公民社會或「位置之戰」（war of positions）等概念。他反而上溯至十九世紀（主要來自普魯東）的無政府主義實驗，來作為間隙式變革/侵融資本主義的理論泉源。其出發點在於令一般人相信變革的可能：一、證明變革能改善人們的生活品質；二、讓人意識到資本主義對變革構成的阻礙；三、令未來更激進的變革較易為人接受；四、將平等、民主的社會賦權成為變革的一部分。（第十章）
關於最後一點，所針對歷來共產革命的反平等、反民主傾向，實在亦與列寧式先鋒黨的精英本質，互為表裡。這是後來者不得不認真思考的問題，否則變革又只會構成新的、更大的問題。
先鋒黨的精英困局
小熊英二在《如何改變社會──反抗運動的實踐與創造》（時報文化，2015）中，有一段關於「先鋒黨」的描述：「看不到可能性之下，運動就越來越難號召人......到了這種局面，有沒有參與運動的覺悟就會成為被質疑的事，運動場合頻繁出現『你不來遊行嗎』、『你要離開路障嗎』等質問。雖然沒有明講，但隱隱約約有著一種氛圍，好像在指責怕被警察逮捕的通通是「叛徒』，要他們都去自我批判一樣。
不斷分裂與內部暴力的橫行下，他們只能以道德來約束自己繼續努力，變成一種忍耐大賽一般......在人數越來越少之下，有些團體開始主張唯有武力鬥爭的方式，才能喚醒沉迷於經濟成長的多數人。這麼一來就更多人脫隊，離開運動。」（第三章）
剛巧《重構香港──從庶民空間到社區更新》（印象文字，2016）一書，碰上了農曆年旺角的魚蛋革命，鄒崇銘也曾寫下一段關於「先鋒黨」的文字：「追本溯源，魚革肇因於捍衛小販作為『本土文化』，原來亦是出於對重奪城市空間的號召。但在社群網絡動員模式的局限下，最終卻難以緊密扣連小販的具體處境，令捍衛『本土文化』難免淪為空洞的綱領——彷彿這就是巴迪歐（Alain Badiou）所期許、毋須植根於客觀社會場景的突變契機（moment）；通過關鍵少數抗爭者開創新的局面，就更加充滿列寧式先鋒黨的影子。與其說這些人是盲動的群眾，倒不如說是預知社會前路的先知精英。」
正如鄒崇銘指出，在後工業社會裡，人們變得「自由」，但卻失去了「大台」，社會價值變得虛無，社會運動頓失依靠；物極必反，人們開始希望「逃避自由」，就正如弗洛姆筆下的納粹德國人民。這或許亦可以解釋了，為何有人開始嚮往「擁有軍隊一般鐵的紀律的先鋒黨」。小熊英二套用紀登斯的說法，稱之為「基本教義派」：
「在此是指不承認自己是建構或被建構出來的，也拒絕參與可以改變關係的對話的態度。以蘇格拉底的邏輯來說，就是篤信某種絕對價值，沒辦法達到『無知就是智慧』的人。基本教義派的弊害就是暴力，以及拒絕對話......他們躲在宗教、民族、地方、性別認同裡，責難對方。世界上每個地方都有反移民運動，或印度的印度教右派的宗教基本教義派。他們各自建構世界觀、歷史觀與「傳統」，正當化自己的主張。無法忍受社會不確定性的人，就抱向基本教義派的懷抱。」（第六章）
超越「基本教義派」
上述討論已充分闡明，「基本教義派」可以源於任何意識型態的背景。尤其是重拾百年前「自我調節市場」迷信、當下橫掃全球的新自由主義，就堪稱與先鋒黨和納粹黨同樣純粹激進。若將此等迥異的「基本教義派」並列對照，當可發現箇中驚人相似之處，乃在於它們的工具價值和實用主義邏輯——迷信單一能醫百病的萬應靈丹，而且迅速見效，即時藥到病除。
正如許寶強引用馬爾庫塞的觀點指出：「納粹哲學其實是十分(工具)理性的：只關心赤裸的物質利益和政治權力，不談抽象的道德宗教價值；強調的是可操作性，把公義、平等、民主這些普世準則看作為虛妄的意識形態。」（註二）許在另一篇文章中則指出，新自由主義其實是以相近的民粹主義打造：「 例如說最低工資等同『大鑊飯』和『富社會主義』色彩，嘗試觸動港人的情緒，以至激發對外部他者（如『新移民』）的妒恨情感，並據此把人民內部紛雜的要求，化作為對『大市場、小政府』和『放任不干預』的訴求。」（註三）
這些五花八門的「基本教義派」，肯定都可找到十月革命和列寧式先鋒黨的影子。正如毛澤東所說：「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人們普遍無法接受未來的不確定性，不願意運用自己的自由找尋答案，因此希望找到可供依賴的強力特效藥，奇望於精英強人的先鋒作用。但問題是，更大的問題盡皆由此而起。
註一：韓江雪：〈新左翼五十自述〉。香港獨立媒體。
註二：許寶強：〈威瑪之後的文化與香港通識教育〉。
註三：許寶強：〈民粹政治與犬儒文化：為新自由主義埋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