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蕭雲
早前參加了於浸會大學舉辦的一場題為「威權統治校園：如何捍衛自主校園？」的論壇，遇上親建制群體高聲浪式抗議，接着展開了與擴音器之戰，也引起學生與親建制群體爭持對罵，論壇一度中斷。我當時的回應是：建議親建制群體負責人一起上台輪流發言。該負責人應邀上台參與討論，於是有一段時間論壇相對順利而有序進行。這種方式的回應，於當時及之後引起了一些關於民主運動應如何對付親建制群體搗亂的討論（註1）。這些討論，連同論壇的題目、親建制群體的干擾以至參與的學生的回應，其實都與極權主義的臨近有關，同時亦跟如何抗拒極權入侵的思考緊扣。這也是本文嘗試探討的問題。
從威權管治到極權主義
在人大8．31決議、DQ（取消資格）議員、「東北13人」和「雙學三子」判囚、「十大」校長反港獨聲明後，有關「威權管治」或「威權法治」的說法日趨流行。然而在公共媒體出現的有關論述，大多數並沒有清晰地定義這些概念。如果「威權管治」（authoritarian rule）是指政治上的高度集權、限制民主和社會運動、壓抑民間反對力量，那麼百多年殖民體制下的香港經受的從來就是一種「威權管治」，只是過去殖民政權或受制於英國國內和國際社會的壓力，或嘗試採取懷柔專政策略，不會經常有權盡用，感覺上管治好像相對寬鬆。然而無可否認，殖民香港的民主實在長期缺席，政制的確高度集權，工會缺乏集體談判權、社運受制於《公安條例》、行政局／行政會議主導的政策由上而下、立法機關缺乏民選代表。
如果「威權管治」從來存在，那麼我們近年看到的香港社會轉變，或許用「極權主義」（註2）的臨近來形容會更為貼切。「極權主義」指的是一種透過暴力製造恐懼，並以謊言作統治手段的社會狀態，當中往往只存在單一價值觀念（鼓吹弱肉強食競爭至上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與是非對錯準則（由政權／管治需要與非友即敵的邏輯決定），嘗試壓抑個體與社群多元而獨立自主的生活，統制約束民眾百姓的生命／生活的每一個環節。
極權主義的內容
阿倫特（2008）指出，極權主義的一個特點，是掌控最高權力的統治階層完全不會自我約束於其曾經允諾的原則價值或政策方向，「這種異常的可更改性和缺乏延續性可謂它的突出的個性性格」（頁306）。她的意思是說，極權主義並不會執著於特定意識形態，也非建基於清晰階級利益，而是一種「不計好醜但求就手」的現實政治思維和行動邏輯，為求當下勝利（不管「勝利」的內容或「勝利」意味什麼，只要「勝利」就成），可以不擇手段、前言不對後語，因此必然反智，同時又藐視道德準則。
極權主義另一個面貌，是對獨立自主的個人與群體的壓抑，嘗試製造出孤立或原子化的個體，以確保對統治者絕對忠誠。孤立或原子化的個體無法在社群網絡中得到支援，只能單獨面對強大的統治集團，自然較容易屈膝臣服。而要達至絕對忠誠，最有效方法是透過不帶具體內容的要求，例如無條件的「愛國」（或「愛黨」），而非特定訴求如「收回釣魚台」，又或擁護政治權利和經濟機會平等、消滅剝削工人的「共產主義」主張，因為如果存在一種具體的政治計劃，就意味着在黨國領袖以外存在另一種權威。也就是說，一種具體的意識形態主張，例如認真地界定「共產主義」、「資本主義」或「一國兩制」的內容、訴求或政策，將成為極權——對黨國的完全而絕對服從——的阻礙。
因此阿倫特進一步分析，在極權主義統治的國度，擁有清醒而具體的想法和主張的「第一流的天才」，甚至包括支持政權建制立場的精英，都會受到強迫每個個體絕對順服的極權主義所排斥，因為極權統治不會容許任何可能偏離其要求的思想和行動，尤其是具創意的自由個體或社群所作出的無法完全預見後果的思想和行動。於是政權建制會任用的人，都「是一些騙子和傻瓜，因為他們缺少智慧和創造力，這正是他們的忠誠的最好保障」（頁439）。這亦是為什麼在極權主義臨近的社會會出現愈來愈多的像香港的「愛」和「珍惜」干政的現象，又或不難看到統治階層的「沒有最低只有更低」的平庸表現。
與此相關的一個現象是社會中差異和多元生活逐漸消逝，而公共輿論中辨別真理與謬誤、現實與虛構的能力亦不斷倒退，剩下的就只有簡單二元對立思維，不是同黨就是敵人；又或是指鹿為馬成為常態，赤裸的權力當道，令商議、對話、諷刺和理性批判失效，社會走向兩極。於是語言偽術充斥，分析時事、判斷對錯往往政冶立場先行，以至大學校長也必須就港獨表態，變成了哈維爾筆下的賣菜大叔（參閱馬嶽〈重讀哈維爾 與一國兩制的支柱〉，2017年10月16日《明報》）。
如何抗拒極權入侵
要判斷「極權主義」是否正在走近，依賴過去的「專制vs.文明」、「共產主義vs.資本主義」等意識形態劃分，恐怕幫助不大。相反看看統治集團是否愈來愈反智、「庸人」干政是否愈來愈普遍、不順服的權利是否日漸消亡，大概是觀察我們的社會是否正在走向「極權主義」的風向指標。除此以外或許我們可考察如下問題：掌權者是否正大力推動二元對立（非友即敵）的管治邏輯，嘗試消滅民眾多元自主的生活？是否變本加厲地貶抑實證依據、專業知識，只以謊言進行管治，用暴力、恐懼取代對話溝通？循這些問題指向的分析和判斷，說香港正逐步地遭到極權管治入侵，似乎並非過慮。
因此要抵制「極權」逐步擴散，需要抗拒暴力恐嚇、敵我二元、反智空洞、語言偽術，守護商議溝通、多元自主、尊重知識、磊落真誠。當面對像文首所述「高聲浪庸人」干擾時，與之「鬥大聲」，就算贏了音量，卻因墮進了對手的遊戲規則，很容易會輸掉目標；相反當「高聲浪庸人」願意坐在台上，用輪流發言方式進行「抗議」，就算贏了發言時間，也會容讓多元理性的聲音於公共對話中出現，逐漸回歸實證依據、商議討論、民眾參與，不利極權的暴力恐嚇、敵我二元、反智空洞、語言偽術等行動邏輯的生長。
走向極權主義過程中的群眾運動，借用阿倫特的分析，其實源自「社會分化和極端個人主義」，他們「總是拒絕承認社會聯繫或者社會責任」，主要的特點是「孤獨和缺少正常的社會聯繫」（頁413）。倘真如是，抵制極權擴散的抗爭方向除了上述提及的回歸智性多元、公共對話或促進社會整體的共同學習（共學）外，也許應同時包括轉化令民眾變得孤獨和脫離社會聯繫或社會責任的脈絡，認真地建立或鞏固各式各樣民間組織、專業團體，在政權建制的單一價值和要求外打造或強化阻止極權邏輯滲入民眾百姓生活的街壘。
註1：可參閱 bit.ly/2hGXluF 及 bit.ly/2hI6QK8
註2：這裏採用的「極權主義」概念主要是借引自Hannah Arendt意義下的totalitarianism或Vaclav Havel筆下的post-totalitarianism
參考資料：Arendt, Hannah（2004/1951）,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Y: Schocken Books（中譯《極權主義的起源》，2008，北京：三聯書店）
原文刊在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