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往批評中大校方，即使不是無道理，事後都會思考一個問題：我是否又再霸道多一點？
批評一個人，總不免會把自己置於道德高地之上——我是對，而你是錯——用形象化一點的描述，就像把自己定性為法官，而被批評者是接受審判的「犯人」。審判用的不是法律，而是道德。被判斷為道德上犯錯的人，如非覺得自己無問題，或欠缺羞恥心，都會有被否定/質疑的壓力，極不好受。壓力過大的話，足以使人精神崩潰。所以道德語言不止是一種理論資源，也是一種可以使人屈服或受傷害的知性武器。
批評別人——往往有道德成分，起碼分高低等級——由於處於心理上較優越位置，一般來說，自我感覺較良好。這也解釋了平常人喜歡批評人多於被人批評。假若一個人經常處於道德高地，沈溺在良好的自我感覺中，就很易養成自以為不會錯的思想和心理，沒(較)客觀對待異見的量度，抗拒甚或憎惡別人對自己的質疑(通常會形成一個心理防衛系統，慣性看低別人，認為對方欠識見或對事情一知半解)。
權力使人腐化，而道德語言的使用，發揮一種駕馭或驅使別人做或不做一件事的無形力量，當然也有腐化人心的危險。腐化過程是會不知不覺間發生，自我膨脹了也不自知。當道德批評者形成一個封閉的思想系統，失去自我懷疑的能力，也就很大機會變質做不容異見、不會同情地理解別人的道德霸權。
問題是，我們又不能全然否定自己的信念和想法，淪為毫無自信和主見之人。在擇善固執和自以為是之間，怎樣找到一個恰好的立足點，恐怕不會有一勞永逸的答案。於是，過往每次和校方過招，被迫用語言暴力抗衡制度暴力，事後都有一種「我是否在異化中」、「我是否在對抗中變成敵人一樣醜陋」的疑慮。未知幸或不幸，校方官僚的權力比異議者強太多，和對方交手經常處於下風，道德批評所產生的自我良好感覺非常少，對個人心性的影響一直也很輕微。
假如權力不是這般懸殊——被批評者是和自己差不多地位的人，甚或後輩，道德權力運用的分寸便變得複雜及艱難得多。我思索這問題多時，暫時的結論是視乎公共性。即對一個人施以道德批評的力度，應和她/他的所作所為的嚴重性成正比。其行為對公眾的傷害越大，所受到的批評力度亦越大。
當然，如何界定和理解「公共性」並不容易，有些人會認為，讓一個不誠實的人臭名遠播，都是對大眾有益的事。我們很難一口咬定這做法不恰當。我亦不相信單單寫幾百字就足以分清是非黑白，我只是想拋磚引玉。特別我們身處一個超高速的社交媒體年代，任何言論都可極速發酵和廣泛傳播，破壞力可以幾何級上升，偏偏我們對輿論的道德反思很不足。我相信，關心公民社會的人要一起努力，動動腦筋，看看如何急起直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