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今日，曾蔭權頒榮譽博士給董建華，觸發學生示威，衝擊畢業典禮。以當年坊間標準來看，已經是相當粗野的抗爭行為，難免輿論譁然，批評聲四起。保皇黨不用說，打去電台烽煙節目的，就算是反對派，本身不認同董建華，也不希望見到學生「搗亂」畢業禮，損害高尚學府的莊嚴形象，破壞不少學生和家長的寶貴回憶。
今天看慣衝突場面的人，很難想像參與和平非暴力的抗爭，都受到千夫所指。其實香港人在過去相當長的歲月裡，政治上相當保守。除了電視台喜歡報道遊行示威影響交通，以致店鋪生意銳減外，香港市民普遍政治冷感，但求物質生活富庶，這種文化氣候亦大大加重抗爭者的成本，在她／他們考慮行動升級時有更多顧忌，削減進一步施壓的可能。
是故，要比較公平地評價過去抗爭者的表現，不能將現時的尺度硬塞到她／他們身上，應該盡量還原和呈現當時的歷史時空狀況，了解其限制，作同情地理解——就正如我們希望後世也能公允地評論，明白今時今日港人面對的時代局限一樣。
這樣說，不是要追究責任或歸咎誰，香港過去的生活信仰和遊戲規則，運作多年，自不然形成一個定局。生活其中的人，有一些特別有利，有一些環境特別差。她／他們之間的對奕和拉扯，在一段時間內會維持一個均衡狀態。任何人要堅持信念，衝破主流思想的封鎖，突破均衡點，總是吃力不討好。近幾年，大細超的情況嚴重到一個點，由各個派系／陣營／階級的力量互相對峙而維持住的均衡狀態難再維持，情況才有變。
劉遵義施政監察：政治獻媚 中大淪落── 不榮譽的榮譽法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