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獨言論惹來中共喉舌的攻擊，指其「違反基本法」。好在一些泛民學者隨即反駁：憲法性文件是用來限制政府權力的，不是用來限制人民的。
不過，這些新聞和討論，卻沒有在社會運動中引發更多討論。究其原因，大概因為不少人還是著眼於「政策改變（policy change）」，整天研究提出新政策。然而，香港的問題是制度朽壞，是基本法無法體現真正的民主自治。例如土地問題，如果不改變香港基本法所規定的體制，無論土地/房屋政策怎麼改，都永遠無法改變特區政府勾結發展商共同壟斷土地的現實。因為基本法規定土地國有，而特區政府享有管理權及收益權；同時，卻又不規定特區政府必須普選，在這個情況下，則坐享土地資源的政府，自當不必向所有公民問責，卻必然要向北京問責。不必問責，則土地亦必不能造福所有港人，必然只造福官商勾結集團—包括大陸的官商。
香港的確需要「制度改變（regime change）」。而這亦意味過問憲政。當然不能因此否定政策改變的必要。港人需要的，乃是二者並舉。但由於港人對於制度改變較為陌生，所以今日需要多講。
兩種憲政
何謂憲政？「憲政就是規限政府的權利以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權」。[1]這個提法簡單有力，不過，只是初步回答了問題，還未能擺正人民政府這二者的關係。搞不好，把二者等量齊觀，變成「政府」與「公民」的二元論，就忘記了主次。既然中國憲法都承認主權在民，那麼，政府與公民的應有次序當為：人民為大，憲法次之，政府再次之。
潘恩（Tom Paine）這位美國獨立戰爭時期的民主鼓動家便說過：「憲法是一種先於政府的東西，而政府只是憲法的產物。一國的憲法不是其政府的決議，而是建立其政府的人民的決議。」[2]。弄清楚這個關係，對中港民主前途都非常重要。
廣義來說，憲治主義，或譯憲政主義，只是相對於暴君制而言。暴君可以為所欲為，而憲政主義的政府，不過是說其權力受到憲法即國家根本大法的界定而已。但這個限制，可以非常小，所以廣義的「憲政」，不等於民主，相反，它其實可以同不民主政制相容，甚至和君權相容，即所謂君主立憲是也；甚至也可以同開明專制相容呢。
最早和最流行的憲政思想，並無「主權在民」的概念，相反，還視主權在君為正常，只是希望君王不是暴君，希求「君權也該有個限制吧」而已。這便是 1215 年的英國大憲章的基本內容。大憲章也因此成為英國憲法的一部分。那些限制君權的貴族，沒想過什麼「主權在民」。以後變成國會至上及多少接近主權在民，是經過 1642 – 51 年的內戰，再經過十九世紀的工人普選運動，才逐漸出現的。這時，幾百年前的「君主立憲」，已經同 20 世紀的「君主立憲」，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表面上是互相繼承，實質裂變早已發生。
正因為廣義上的憲政主義不一定符合民主精神，不一定追求制度上的根本更替，反而具有內在妥協性，所以近代的民主派在其奮鬥過程中，也改造了舊憲政主義，結果便出現了新版本的憲政主義。
台灣學者蕭高彥的《西方共和主義思想史論》，扼要介紹兩種憲政觀：「古典共和主義轉變為現代共和主義時，產生了兩種具有緊張性之典範：一為激進的民主共和主義，主張建構被治者與統治者的同一性，從而使人民成為唯一可能的主權者；另一則為憲政共和主義，強調法治觀念以及相應的權力分立憲政體制。」[3]
這兩種路線，在近代社會運動便分別被稱為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路線。
「憲政共和」
「憲政共和」的路線，往往由上層階級倡議，他們在專制主義尚當權時，由於同時忌憚中下層民眾，所以往往不敢動員他們去推翻專制，只想以群眾為籌碼去施壓於專制主義，企圖與之達成分權協議。所以他們一面尊重統治者的法統（即尊重專制者的「法治」，例如要港人服從他們從無參與制定的「基本法」），一面則施加軟性壓力。如果專制主義倒台（這往往是下層人民的犧牲所致），此時「憲政共和」路線，便一面力圖讓上層新貴同舊有統治集團達成分權協議，另一面則盡量限制下層人民參政，和平過渡到新的「憲政」。在早期，限制的手法經常是規定有財產者才能享有選舉權。後期則即使實行普選，也會事先在政制設計上盡量限制民權，擴充上層權力。最常見的手段，就是採取兩院制，用並非普選的上議院，來限制普選的下議院，以及實行強勢總統制及超強的中央集權。基本法所規定的分組點票，其實也多少是複製兩院制。
這種政制宣稱較為穩定，其實，那往往不過把貴族寡頭與平民的歷史性矛盾延後爆發而已。因為即使它比之前的赤裸專制主義好些，但從根本上無法制約上層階級侵凌中下階層，因此也無法消除社會對立。
最近一個月，加泰隆尼亞獨立公投事件，就是極好例子，說明上述歷史教訓。西班牙的民主革命比較西歐要晚得多，到 1931 年才趕走專制君主。[4]接著便發生內戰，最後由法西斯主義的將軍佛朗哥打敗共和派，實行軍事獨裁凡 40 年。佛朗哥死後，才再爆發民主浪潮，並在1978 年迫使佛朗哥繼承人讓步，實行君主立憲及普選。在這個典型的「憲政共和」路線下，原有統治集團及其後裔，其實保留了許多權力。有些左翼當時爭取實行共和制，廢除君主制，但不成功。但也因為新憲政保持了舊有反動集團的權力（雖然削弱許多），也埋下今日加泰隆尼亞和中央政府衝突的禍根。
「民主共和主義」
民主主義忠於主權在民的原則，「建構被治者與統治者的同一性」。法國1789革命，貴族兼民主派的西耶斯 (Sieyes) ，在他有名的《第三等級是什麼？》的小冊子裡，便把民主主義憲政發揮得更為言簡意賅：
「國民存在於一切之前，它是一切之本源。它的意志永遠合法，它本身便是法律。……人為法只能來源於國民意志……政府只有合於憲法，才能行使實際的權力；國民意志則相反，僅憑其實際存在便永遠合法，它是一切合法性的本源。國民不僅不受制於憲法，而且不能受制於憲法。」[5]
拿上述引文同第一種憲政一比便見差別：在這裡，國民是第一性，而不再是屈居於「政府」的同一個檔次上。
美國憲法的第一句話也說：「我們，美利堅合眾國的人民，為了組織一個更完善的聯邦，樹立正義，…乃為美利堅合眾國制定和確立這一部憲法。」
誰讀讀上面這幾句話，再聽聽中共喉舌講「市民不可違反基本法」，還不能分辨兩者天淵之別，就真是有眼無珠了。
「民主共和主義」的方向是這樣的：當其在專制主義尚當權時，力圖發動群眾推倒專制，反對社會上層向專制妥協。在推倒專制後，則力圖擴大民眾參政權，抵制上層的反撲，實現真正的人民當家作主。當然，這並不容易，既要防止保皇黨反撲，又要確保不致出現所謂多數暴政，或者政府的強制權力過分膨脹。這便需要真的民主憲政了。大陸有些所謂左派，總是一口否定憲政，認為它只能意味平民永遠受制於統治精英。錯了。憲政雖然不一定是民主，但也可以是民主的；另一方面，憲政不一定民主，但民主一定需要憲政。例如所有公共權力都須有個清楚限制；司法一定要和行政立法機關分開等等，都是必須堅持的原則。以為普羅大眾的民主就不需要憲政，客觀上不過為有權力者製造濫用權力的機會。
制憲會議
自由主義的右派，常常放棄主權在民，去同舊有統治集團妥協的憲政，最好的結局便是君主立憲或者半真半假的代議民主制；最壞的結局，則是給予舊統治集團時間，來籌備全面反撲，不只重建專制，而且常伴有白色恐怖。大體而言，越到當代，「最好結局」偏少，反而「最壞結局」偏多。
民主主義堅持主權在民，則總是歸結為爭取召開普選全權的制憲會議。過去幾百年的世界民主運動，都以召開民主制憲大會作為核心主張和實踐。由於原有統治階級不肯自動讓位，總是由人民力量自行召開全新的制憲會議，這時民主運動便演變成民主革命了，並在新憲下建設民主國家。今日的西方國家，從英國到美國和法國，再到十年前的尼泊爾，莫不是這樣。所以，歐美的憲治主義，往往都是自下而上，由民主抗爭而來，並體現了人民作為政體主人的民主精神。
制憲過程，往往也把兩種立場的分歧暴露人前。以美國為例，獨立戰爭後，美國開始立憲。但那時不少下層人民感到被統治精英欺騙了：他們在獨立戰爭出力最多，卻在戰後備受新富人剝削。 1786 年便爆發了謝司起義（Shay's Rebellion）。起義雖然被鎮壓了，但是，人民的聲音卻沒有變啞，相反，還持續與統治精英抗衡。「國父們」在 1787 年公佈憲法草案發布之後，各州都出現群眾集會，指責憲草居然遺漏了「人民權利」！於是，各地冒起了增補人民權利條款運動，成功加入十條修正案，糾正了原憲草的重大缺陷。[6]
制憲之後，在下層人民壓力下，統治精英自己也分裂成聯邦派與共和黨（與後來的共和黨無直接關係）。聯邦派的麥迪遜則偏向自由主義，支持強大的中央政府以保障富人權利，盡量限制民主。共和黨的傑佛遜比較支持民主主義，力圖限制強大政府，同時擴張民權以保障人民。這種上層路線與下層路線的鬥爭，始終不絕。之後美國也有過許多次的進步修憲，或者雖無正式修憲卻實際上改變了政府的方向，而這也往往是社會運動的鬥爭成果。
有些人出於英雄史觀，總以為憲法只能是大法學家和大政治家才能寫才能制定，或者只有他們才能閱讀和討論。其實呢，歐美的制憲歷史，從頭起也是中下層人民的直接介入和參與的結果。
結語
港人今日之逐漸失去自治權，歸根究底，是因為中下層人民沒有直接介入基本法的起草和決定。上層人士雖然有份參與，但最多也不過秉承「憲政共和主義」，既不打算質疑毫不民主的基本法制定過程，更不批評中共統治的假憲政，只求在兩個法理框架下，做些小修補，以此分享權力。然而事實證明共產黨連這種溫和分權的方案也斷然拒絕。今後民主派如果不追求真正民主主義的憲政，就只能繼續被欺負被欺騙。
註腳
[1] 《憲政。中國—從現代化及文化轉變看中國憲政發展》，戴耀庭，香港大學出版社， 2012 ， 9 頁。
[2]潘恩選集，商務印書館， 1981 年版， 146 頁
[3] 《西方共和主義思想史論》，蕭高彥，聯經， 3 頁。
[4] 西班牙在 1873 年曾短暫實行共和，但一年就結束。
[5] 《第三等級是什麼？》，商務印書館， 1990 年北京。網絡版
[6] 詳情可參考維基《人民權利法案》詞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