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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仍然要相信為社會帶來變革的可能

(本文乃是受第二十五屆教大候選編委所邀作為試刊內容而書寫,面向較為集中針對教大,請見諒。)

在執筆之際,正正是立法會議事規則被強制修改通過的淩晨。對我而言,議會政治已幾可失去:入閘參選權受「必須真誠地擁護基本法聲明」的潛建規則及選舉主任無限放大的DQ權力所限;即使入閘後亦可以受中國政府的人大釋法以「非莊重」為由推翻宣誓結果;如今,更可以透過被強行修改後的議事規則,直接延伸了的立法會主席權力,可以隨主席喜好中止辯論,直接表決通過議案,流會後又可以隨主席喜好,在任何時間任何地方復會;而且,又一次違反基本法的規定(立法會法定人數必須佔二分一),法定人數被調低至於僅佔全體議員的三成(至二十人)就可以通過法案,再加上本就來「官商勾結」的功能組別分組點票制度,香港議會的民主成份正式歸零。

真普選又無,議會又無,好無力,好黑暗,好絕望,對吧?

我想告訴大家一個故事:在五零年代前後的台灣,剛剛被外來的蔣家國民黨威權佔據。國民黨為了鞏固權力:在政治上,國民黨當然是一黨獨大行政立法兩大機關,又將刑法充當政府消除異己的工具,對所有異議者(如主張臺灣獨立、左翼等等)進行濫捕濫殺的政治迫害(如二二八大屠殺)。在社會上,國民黨利用秘密警察無所不在監控人民,要求台灣本省人通通不能說台語,要改說國語,否則會受到嚴懲甚至被指控為匪碟遭處決,對言行可疑人士或異議者炮製假案、予以扣上叛亂激進份子的帽子。

但是,台灣人民面對白色恐怖威權時代的來臨,並沒有退縮,在政權未完全滲透控制整個社會前,組成了強大的對抗能量:在社會領域(如勞工、性別、媒體、環保、法律、教育、社區)組織黨外運動,辦雜誌辦政論辦報紙,在家庭堅持以台語教育下一代,繼續以「武力邊緣論」的街頭抗爭試探政權底線。

結果如何?台灣在四十年後民主轉型成功,成為東亞地區選舉民主成份幾乎最高的寶島。我想說明的是國家機器暴力鎮壓不能解決根本問題,議會政治在威權之下亦從不可靠,唯一的可能性在於社會,社會力量帶來變革的想像仍未用盡。

讀教育的同學,要堅持教育下一代的使命,拒絕紅色洗腦,明天你是老師,十多二十年後你可能就會是校長、主任,就是守住教育界行政的中流砥柱;讀藝術的同學,反抗從來就是由刻劃的符號開始萌芽,你們就是製造符號,製造象徵意義的一群反抗者;讀中文的同學,要努力在課堂行粵教中,無論學校政策如何打壓,至少在課外,要堅持用粤語溝通;讀常識通識中史歷史的同學,紅色國民教育/中史科改革一直進行中,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即使課本是紅色,關鍵仍然是如何各位老師如何演繹內容的方式,堅守教學自由,就能堅持學生的思想自由;讀社科的同學,政策及社會理論正正是改變現狀的行動語言,用行動去實踐;讀STEM讀商的同學,努力思考創新科技發展或者本土產業經濟的出路,成功創業就是擺脫紅色資本的第一步。

教育學院,或如今的教育大學,一直是威權整肅的目標: 削資風波丶教院風波,首兩次正名申請被拒,到最近民主牆事件,打壓一直未停止過。為什麼?正正是因為教育大學被賦予了社會變革力量的重要關鍵,教育中的思想意識解放(cognition liberation) ,國家力量想要控制社會,必先控制思想教育。所以,守得住教大的教育,就守得住社會。

至於現在,面對威權時代的極權,我們必須重返群眾路線,籌組新一波的學生運動,開始組織同學成立新的罷課委員會進行政治總罷課,我們需要透過「三罷」進行反抗,我們需要改變現在香港越趨走向中國式韌性威權的局面,至少,這才對得起一百多位蒙冤受屈政治犯的理念。

「理念不會死,後繼必有人。」"You Can’t Kill Us 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