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卓謙
十一月底，香港氣溫驟降，但氣溫再冷，都不及北京傳來的影像令人揪心。一天之間，樓房化為廢墟，家具細軟被棄置街頭，人民淪為裸命，在寒冬之中流離失所，這不是遙遠的戰爭亂象，而是現今在北京活生生上演的人間慘劇。2017年11月18日，北京市大興縣新建村聚福緣公寓發生大火，兩日後，北京市政府以消除安全隱憂為由，展開為期40日「安全隱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專項行動」，將聚居於出租公寓、地下室、物流中心、工業園區等地的外來人口清查，限令他們以三天至一星期的期限遷離住所，後被稱為「北京切除」、「清理低端人口」事件。
香港文學館於12月17日九龍城書節中，舉辦一場名為「卑賤．低端．離散」講座，邀請曾居住北京的資深文化記者盧燕珊、端傳媒總編輯張潔平、香港作家韓麗珠、李智良，由文學館總策展人鄧小樺主持，以多角度探討這次事件。盧燕珊分享多年居住北京的經驗，指出這種清除事件其實有跡可尋，並非偶發、也非突然；站於傳媒前線的張潔平則帶來全面的數據與第一手資料，協助我們掌握事件背後牽涉的國家政策。
看見畫面中一片頹垣敗瓦，所有原本充滿層次的生命被輾平、被呈現為「低賤」，鄧小樺忽然產生一種認同感，覺得那些人就是自己，「可能只是因為偶然，我們沒有去到那些境地，未算是社會底層，但我們仍然能夠從這些標籤中看見自己的倒影。」她形容這是一種「內心認同超越外在現實」的狀態，而文學或多或少也在建基於這種狀態。所以她想以文學角度切入，並邀請兩位作家出席，李智良分享文本之餘亦反思國族、民族等概念是如何運作，韓麗珠則分享對這事件的個人反思，思考事件背後邏輯與我們切身的關係。
頂著12度低溫，兆基創意書院的小劇場中坐無虛席，足見這件看似遙遠的事件實質也在我們心底敲響警號。
盧燕珊：「現在發生的事，其實這幾年都一直在發生。」
臨走前，她問一個北京朋友，問他覺得這幾年北京有什麼轉變，他說：「北京正式成為一個首都。」
盧燕珊2008年移居北京，在大興火災發生24小時後，離開生活了九年半的地方，回到香港。她的離開和這次事件不無關係。講座上，她分享很多在北京拍攝的照片，帶我們「由高至低」審視這座城市。那時她住在東三環附近，能望見「中央電視台總部大樓」和「人民日報社報刊綜合業務樓」，這兩棟當區最高建築就如兩隻怪物矗立在民居頭上，她說，在北京，天際線是屬於「高端」的權貴們的。
同屬朝陽區，在798藝術區附近的望京，聚集許多創新科技公司，距離這些外型新穎奇特的大樓不遠處就是暗不見天日的地下室。曾經為預防空襲而建的防空洞，如今已成為廉租屋，500元人民幣，百多二百呎的空間，盧燕珊說，其實比香港的劏房要好。但這些地下室同樣有其弊處，空氣不流通、沒有陽光、衛生差等等。她說，每次發生天災人禍時，城市結構本身存在的問題都會浮現。其實，自2012年北京發生大水災之後，這些地下室便不能再住人，可是她於2015年底到訪時，那裡仍然住著很多人。而夜裡會有人在地下室噴殺蟲劑，令空氣不流通的空間變得難以棲居，藉此驅趕居民。
若沒有官方默許，這些地下室早已不存在，她說，以前在北京其實有好多「走盞」位。直到2014年，習近平提出北京首都的四個核心功能，一、政治中心，二、文化中心，三、國際交流中心，四、科技創新中心，所有與這四樣核心功能無關的都要撤走。北京市政府遷往通州區，服裝、建材批發市場搬往天津、河北，這些都只是前奏，再之後就是控制北京外省人口增長，遂開始清理地下室、控制北京戶口，這是北京奧運後北京最大的城市改造。
大約是2015、16年，她發現住家樓下的店鋪開始逐一消失，連買煙買了九年的鋪都被封了，那是北京整治「開牆打洞」的行動。「開牆打洞」指人們打通住家的牆，闢出空間來經營小商店、酒吧、咖啡店，前鋪後居，常見於胡同巷弄，是北京人生活的一部份，也構成北京獨有的城市景觀，可是這些原來屬於灰色地帶的「違章建築」，有天被政府直接派人在原有的商鋪前面建起一堵堵水泥牆，把它們封起來。一兩星期之內，小店變成廿四小時便利店、書店，她形容這些新建築就如facade（門面）虛有其表。「北京正式成為一個首都。」意思是，北京終成為一個只為權貴服務，而不是為市民服務的城市。北京作為一個都市的多元性，已經被急速地磨滅。
張潔平：北京切除是一場暴力士紳化
「北京太無情了。」這是他們採訪時聽得最多的一句話。面對極大規模的「北京切除」，端傳媒與200多名志願者合作，走訪不同城區，用搜集得來的數據製成圖表和短片，顯示出除了中央城區，周邊地區都被大規模清拆，「明明只是大興火災，可是清拆卻大規模進行。」因為北京市六城區計劃在三年內減少二百萬人。這些志願者有些來自清華大學，在短片發佈後兩天，這些學生都被警告，指他們與境外勢力合作，甚至學生的家長也受到威脅。
「低端人口」一詞來自「從事低端產業從業者」，被清除的人大部份從事快遞員、外賣員、清潔工人、垃圾處理工等等，「很難想像一個以工人農民為口號來執政的執政黨，以這樣的手法來清理自己的工人農民。」張潔平說。整頓北京市已持續推行五年以上，一方面說是要治理城市病，另一方面是為了確保北京政治安全。據官方統計北京人口有二千萬，實際上卻可能超過三千萬，意味有一千萬人不在政府掌控之下，加上這些人無法在北京紮根、收入不穩定、數目難以估算，總總因素都令他們被視為對北京管治有威脅的人群，甚至被稱為城市的「新流氓階級」。
張潔平認為背後另一個重要原因是為了騰出土地發展「高科技產業」。由於一般鄉村土地不能隨便拍賣，而大興火災則給予他們藉口大規模清拆樓房，再讓土地流入拍賣市場。她接觸過一名有份規劃的人，他指經政府規劃後的北京，彷彿一個宮廷的後花園，只為當外國官員到訪時有一個體面的形象。
除了「清理低端人口」、整治「開牆打洞」，北京此刻還在推行「煤改氣」（以天然氣代替燒煤）和清理天際線（拆除「不合格」的招牌、廣告牌），這一連串行動背後的邏輯其實相約，生活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我們應該不陌生，那就是「士紳化」（Gentrification）。很多人訝異於清除的殘忍，卻很少人反思士紳化本身的問題。事實上，這種事在上海、廣州、香港、台北等地也會發生，只是這些地方將士紳化過程拉長至幾年進行，以經濟手段慢慢將低收入人口撤走，令人感覺不到背後的慘酷，但感覺不到不代表問題不存在。這件事引起如此反應，是因為清拆的速度迅猛，沒有底線，更沒有任何社會力量制衡——過往曾因四川地震而萌芽的公民社會組織力量都被政府高壓手段擊潰，沒有媒體、沒有輿論、亦沒有律師肯站出來，民間無力自救，過程猶如一場「沒有麻醉的截肢手術」，她形容為「暴力士紳化」。
令人無奈的是，國內的報導文章不夠兩小時被刪除，剩下來的都是一些「中產的苦惱」，例如外賣速度慢了、快遞不到了。「如果我們只以自身角度去理解這件事件，其實是一種偽善，如果事件對我們沒影響，是否就不重要？」張潔平觀察大陸年輕記者的反應，認為這件事對他們的衝擊，猶如四川地震對她們那一代記者的衝擊。由於國內媒體環境惡化，已經愈來愈少記者報導民間疾苦，只聚焦一些「高大上」報導，例如創新科技，但這次事件卻有不少年輕記者紛紛趕往前線採訪，「或許這衝擊對他們是好事，未來或能孕育出新的東西。」她只能這樣希望。
李智良：是否存在超越國家、超越暴力的社會想像？
面對災難的時候，文學該如何反應？有人說，文學不是表態，並不要求直接回應現實，但無可否認的是，一個時代的傷痕與當時人們的生存狀態還是會從文學當中浮現出來。李智良帶來的是布朗修（Maurice Blanchot）的小說The Most High，小說於1949年出版，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數年，經歷法西斯主義的洗禮、耳聞目睹猶太人被殘酷屠殺的慘象，方知人類的理性與文明是如此不堪一擊，大部份知識份子都不知道歷史的進程還能怎麼走，那時候誕生出不少籠罩絕望氛圍的文學作品，例如奧威爾的《1984》、卡繆的《鼠疫》，而布朗修的The Most High是其中之一。
小說名字能解釋為「至高上者」，指人類已經提升至神一樣的地位，國家機器取代神權政治，人們活在國家權力全面覆蓋的時代。在布朗修的理解中，國家機器是一種高度理性、世俗化、以人為本的處事模式，The Most High中沒有英雄，即使存在革命者，其形象也和官僚無異，利用官僚邏輯去統籌革命活動。而主角則是與革命者相對的國家官僚，活在充滿瘟疫、暴力的地方，國家進入無政府狀態，公共與私密的界線被取消，人的死生輕於鴻毛，生命無更高追求，也無價值，歷史失去力量，最終懸擺在終結與不能終結之間，被無限延長。
「當事實擺在眼前，讀文學作品還有什麼力量？」這是李智良不斷在反問的問題，「當我們所能想像的最差的情況，都已經在我們眼前發生。小說中的無感與漠不關心正是我們現在的狀態。」事件發生後，不少人將Facebook頭像切換成「低端人口」，李智良則感覺這種行為太過廉價，即使我們能從事件中找到與自身生活狀態相似的地方，我們是否就夠無差別地將自己等同於那些遭遇和條件比自己差這麼多的人？這會否是一種偽善？在新自由主義的社會裡，人人居無定所、難以安身立命，我們同樣每天面對失落與鬱悶，即便如此，對比起中國大陸那些必須離鄉別井、穿州過省去打工養活自己和家人、最後仍逃不過被驅逐被剝削的命運的人，顯然我們與他們仍是有很大差距，他指，我們必須明白兩者的差異，再去思考各種可能的行動與回應。
「這個國家不把我當中國人。」當李智良在受訪民眾口中聽見這句話時，便想起布朗修於1968年寫的文章〈沒有承繼者的共產主義〉，循著他的思路，讓我們重新思考何謂國家、民族。「國族主義就是用『裡外』之分，來掩蓋『由上而下』的剝削。」所以首先被針對的是外地人，這種排外行為在本土意識高漲、公民社會力量被閹割的時候更容易發生。他相信這不是一個例外事件，也不是只有中國會發生，當國家與資本結合，被犧牲和剝削的必然是小商戶、工人階級。問題是來自民間的力量太薄弱，不能抗衡國家主導的暴力。我們必須想像出超越暴力、國家機器、工具理性邏輯的方法，來重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才能抗衡這種暴力。
韓麗珠：怎樣才是城市的理想狀態？
面對今次事件，韓麗珠首先意識到的是修辭的力量，一個詞語是如何潛而默化地影響一個人的思維。當「低端人口」還未出現的時候，我們會以「低收入人士」、「基層」、「勞動階層」、「低下階層」來形容這些人，這些詞語都不是帶有太多貶義，至少承認這些人是社會的一部份，可是「低端人口」卻更像一個污名，彷彿他們並不屬於這個社會，是需要切除的「腫瘤」。
回到香港，同類事件是否就不存在？其實不是。韓麗珠很直接聯想到香港露宿者的遭遇。幾乎在北京清理低端人口的同時，北角糖水街行人天橋亦在驅趕露宿者，他們的家當被清走、床位被拆掉，這種事情在過去幾年皆有發生，韓麗珠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發生在去年最冷的時候，路政署派員洗隧道，露宿者的家當、床墊、紙皮都被淋濕，但他們無力反抗，只能帶著濕透的被單另覓一個安身的地方。
北京異見藝術家華湧因為拍攝「低端人口」被逐的影片而被拘捕，盧燕珊說藝術家、創作人常常是被針對的目標，因為創作人都比較「麻煩」。韓麗珠就舉出三個文學界的「低端人口」，他們都不肯順從社會主流價值，分別是蕭紅、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坎伯（Joseph Campbell）。蕭紅的文學作品其中一個特徵是對飢餓的描寫，在寒冷的哈爾濱，一個剛分娩的女子，帶著疲乏的身軀忍受飢寒交逼。蕭紅本是地主的女兒，因為反抗父親安排的婚姻而四處飄泊，也是這種經歷讓她寫出逼真的餓。第二位是哲學家梭羅，著有《湖濱散記》、《公民不服從》等經典作品，他有兩年多時間於森林隱居，遠離社會體制讓他反思人為何必須服從政府，人擁有自由意志，而政府只是由人選出來的。第三位人類學家坎伯，生活於戰後經濟大蕭條的年代，同樣拿著書本隱居森林，作品《千面英雄》同樣對後世有很大影響。他們選擇不同主流的生活方式，靠著自身的創造力，最終為自己的人生覓得出口。
「然而他們都不是真正低端人口。真正的低端人口，是那些沒沒無聞、沒有樣子也沒有名字的人，他們只是很努力地掙扎求存。」上述三人的成就讓他們擺離了所謂「低端」的標籤，但韓麗珠提醒我們，以成就來評價一個人，正正就陷入了資本主義的邏輯。韓麗珠反思自己作為全職作家，每天計算著自己寫了多少字、是否達到世俗認可的標準、是否具備「生產力」，原來自己在潛而默化之中也認為人的成就很重要，但文學／藝術的本質卻是相反，文學是一種冒險，而冒險並不必然有成果。
韓麗珠認為城市動人之處在於那裡充滿不同類型的人，不同人種、不同階層，雖然擠逼，但卻充滿流動性，陌生人之間會有碰撞，同時也會發展出不同可能。如果一個城市只奉行單一價值觀，人的選擇就會相對減少，生活、思想、自由亦會受到鉗制。明刀明槍的暴力不可怕，最可怕的是當暴力成為我們日常生活一部份，可能有一天我們會成為施暴者。（想想我們是否認同用三十年時間供樓是上進表現，卻指責申領綜緩的人不夠努力？）清理低端人口事件讓她有危機感，因為她知道這城市同樣也利用經濟手段，將貧窮人口一步步驅趕到城市的邊緣，而這種不可見的暴力更加可怕。她相信有怎樣的人民就有怎樣的政府，假如惡法能夠順行無阻，我們是否應該反思，自己的冷眼旁觀，是否亦是一種助紂為虐？
結語：無法置身事外
今天被標籤為「低端」的是他，會否有一天就是你和我？面對國家的暴力，我們都無法置身事外。在這次事件中，有人自發幫助受壓逼民眾，有年輕記者主動前往報導，有人寫文章揭發惡行、記錄那些受苦受難的人和事，儘管這些力量暫時還很微弱而且分散，但卻是建構公民社會的重要元素，若連這些失去，我們還可以依賴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