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文化有根本上的差異，這早已是不爭的事實，然而，將人類文化分為東方的和西方的，卻是有點過於粗略的劃分；就以中國和印度為例，雖同屬東方，但其實是兩個獨特的文化，如果只以「東方的」這個概念來理解，便模糊了這兩個文化的重大差異。
關於印度文化和中國文化的差異，去年十月便發生了一場外交小風波。在一個全國旅遊業慶祝活動的典禮中，印度內政部長辛格（Rajnath Singh）在致辭時，特別提到印度文化對中國文化的影響。他的說法是：「印度不費一兵一卒，就在文化上控制並支配了中國逾兩千年。這就是印度的影響力！」辛格還搬出了中國文化名人胡適，認為這個說法是胡適也贊同的。被視為中國政府喉舌報的《環球時報》立刻出了文章反駁，批評辛格此說誇大其詞，不過是為了激發印度人的民族自豪感；文章還指出佛教在印度早已式微，印度现在的主流宗教是印度教，即使古代的印度文化曾經影響中國，也不代表現在的印度文化對中國有何影響。
那麼，辛格所言，究竟是對是錯呢？首先，不容否認的是，中國曾經受印度文化影響。最廣為人知的當然是佛教遠在漢朝傳入中國後，廣為流傳；單看全國佛寺之多，便可以知道佛教在中國流傳之廣。佛教、儒家、及道教鼎足而三，令中國成為儒釋道的三教文化；重要的是，佛教的影響不限於中國民間宗教信仰和習俗，還深入了讀書人的世界，因而影響了中國的哲學思想、文學創作以及藝術情趣。
然而，辛格說的，明顯是言過其實——印度文化對中國影響深遠，這是事實，但不等同印度「在文化上控制並支配了中國逾兩千年」。佛教傳入中國後，是經過了深刻的本土化，才能夠廣泛流傳，與印度本來的佛教，已有很明顯的分別。例如在中國流行的禪宗，便是充滿中國色彩的佛教，不屬於印度；到禪宗影響後來的宋明理學，若問那是不是印度文化影響中國，可以答「是」，也可以答「不是」，因為那影響已是相當間接的了。
辛格搬出胡適來支持他的說法，其實很有反諷意味（ironic），因為胡適雖然承認印度佛教對中國文化的深遠影響，甚至稱佛教東傳時期為中國的「印度化時代 （Indianization period）」，但他對這影響的評價是十分負面的。胡適曾經這樣說：「我必須承認我對佛家的宗教和哲學這兩方面皆沒有好感。事實上我對整個的印度思想從遠古時代，一直到後來的大乘佛教，都缺少尊崇之心。我一直認為佛教在全中國自東漢到北宋千年的傳播，對中國的國民生活是有害無益，而且危害至深且巨。」（見唐德剛整理《胡適口述自傳》第十二章）如果胡適對印度思想的評價是對的，那麼，印度文化對中國越有影響，那便越是壞事！不過，胡適的說法雖然沒有辛格的那麼誇張，卻不免偏頗，例如他說的「印度化」，便有點用詞不當，應該是「佛教化」才對；此外，佛教對中國國民生活的影響也不盡是壞的，胡適只是由於推崇科學、痛恨迷信，從單一角度評價佛教，才得出他那極端的結論。
無論如何，一個文化對另一個文化的影響是很複雜的事，必須深入研究才可以弄清楚；然而，如果是沒有影響，卻很容易觀察到，例如印度文化對西方文化並沒有甚麼影響，那是很明顯的。今年是披頭四樂隊拜訪印度瑜伽大師優濟 （Maharishi Mahesh Yogi）的五十周年，雖然當年是盛事，卻不代表印度文化對西方文化有重要影響。有趣的是，中國在古代受印度文化影響，在近代則受西方文化影響，但中國文化卻對印度和西方都沒有影響。為甚麼會這樣？這當然也是要深入研究才有答案，不過，我不妨大膽提出可能的解釋：儒道兩家的思想及道教作為民間迷信都缺乏宗教的感召力量，因此只能對周邊文化較弱的小國有影響，卻難以滲入印度這樣以宗教為主的文化；另一方面，儒道思想亦沒有西方近代文化在科學和政治上的明顯作用，容易被視為守舊或不夠進步，自然影響不到崇尚進步的西方文化。
原載於國泰航空機上刊物 Discovery，2018年1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