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法律界基層工人 - Charles
圖：香港獨立媒體網 （資料圖片，與虐兒案件無關）
屯門發生駭人聽聞的虐兒致死慘劇，生父及繼母被控謀殺罪，案件已經提堂，亦預期將會交付高院由法官會同陪審團審訊。不少坊間評論除了譴責肇事者兇殘的行徑外，亦對不同機構未能及早介入阻止事端惡化而提出批評，當中包括死者臨臨與兄長就讀的學校、獲告知事件的社署社工，以至當日處理臨臨生父與生母離婚事宜的家事法庭。本文將淺略介紹現時家事法庭離婚案件中處理子女管養的程序，從而幫助關注事件的讀者們增加了解。
一般而言，家事法庭需要遵照《未成年人監護條例》第 3 條的規定，即必須「以未成年人的最佳利益為首要考慮事項」；換言之，法庭不可以簡單地以一條「老豆好啲定老母好啲」的命題就決定子女的管養權歸哪一方，而是必須兼顧一切相關的因素，從子女的年齡、成長背景、生活現況，以至父母本身的品格和照顧安排等事宜，去決定離婚後的子女安排。此外，根據《婚姻法律程序與財產條例》第 18(1) 條，除非家事法庭信納已經就家庭內子女的管養及福利作出完善的安排，否則不得發出絕對離婚令 (Decree Absolute) 正式終止父母的婚姻。
我們一般認為，如果子女「跟」其中一方同住，那就是那一方「贏得了」管養權。事實上，「管養權」(custody) 除了包括對子女日常的「照顧與管束」(care and control) 權利外，亦包括參與對有關子女的重大事宜（例如教育、宗教、醫療以至居所）作出決定的權利。目前除非父母已經嚴重失和，或者在照顧子女的問題上分歧太大，否則家事庭會傾向以共同管養權(joint custody) 作為考慮方向的起點，並同時訂定某一方可以獲得照顧與管束權，而另一方則有探視權(access)。在這情況下，照顧方與非照顧方在決定子女重大事宜的權利上，是大致平等的，照顧方有責任與另一方父母溝通，一起作出這些重大決定。當然，若雙方難以合作，甚至其中一方根本無意理性參與決定子女事宜，法庭仍有權同時將照顧管束權及獨有管養權 (sole custody) 判予另一方。
獲得照顧與管束權的一方，基本上可以在日常起居事宜上，較完整地履行親職；而另一方獲得的探視權，則由法庭視乎具體案情酌情判定，當中彈性頗大。有些離異但仍保持友好的父母會獲判以「合理探視權」(reasonable access) 而不作具體規定，有些探視方可以一星期到對方家中三、四次見子女吃飯，而雙方毫無爭議。另一極端情況下，其中一方曾有滋擾以至暴力前科，法庭可以將其探視權縮窄至規定時間、指定地點，而且必須有社工在場，甚或只容許每周一次以電話方式進行的「探視」。較常見的一般是逢周末或者每月一次，由探視方登門拜訪或者帶走子女，並在有需要時明令規定接送的時間與方式；此外，每年的長假期，法庭亦可能會判令將假期分成兩半，由雙方各自陪伴子女。
照顧方當然有責任確保小孩穿夠吃飽看醫生，所以法庭亦要考慮小孩歸某一方照顧，在經濟上是否可行，但這並不代表較富有或收入較多的一方就必然有優勢，否則所有沒有工作、在家照顧子女的就必會輸掉管養權了。正如前述，法庭有責任完整審視子女的管養安排是否符合小孩的「最佳利益」，這必然會牽涉到親子彼此的信靠連繫、雙方是否理解子女的脾性及身體發展需要、各自的生活環境習慣能否配合子女成長等因素，而如果綜合考慮後，法庭決定子女適宜由經濟狀況較差、甚至「零收入」的一方照顧，那麼另一方就有責任支付子女的「贍養費」(maintenance)，以填補前配偶照顧子女的經濟需要。
另有一種情況，就是申請照顧權的一方可能仍需要外出工作維持收入，甚至根本就不想再為了「家用」而苦纏前配偶，寧可分毫不收贍養費；但法庭亦需要考慮，如果擬照顧者「自力更生」，那年幼的子女由誰照顧？法庭可以接受一些替代的方案（例如由（外）祖父母、親戚或家傭照顧），但前提是照顧方必須使法庭信納，方案可行，而且不損及父母本身履行的照料責任。
除了以上提及的情況以外，家事訴訟也有一些談不上是具約束力、但亦較常見的「傾向」，例如當子女越年幼，照顧權判予母親的機會一般較大；另外，如果是多名子女的情況，除非情況特殊，否則就算父母有此意願，法庭亦甚少頒令父母「一人帶一個」，而是會將兄弟姊妹的照顧及管束權統一於一方。
假如離婚雙方除了同意離婚外，亦已經就子女的照顧以至經濟安排達成協議，他們可以在呈請離婚的同時，向法庭提交他們同意的照顧子女方案條款，向法庭申請毋須聆訊而頒令接納雙方同意的方案 (order in consent)。但如果雙方不能達成管養協議，或者法庭對雙方協議的可行性有所質疑，離婚案件就要進入「排解子女糾紛」（Children’s Dispute Resolution，簡稱 CDR）的階段︰法庭會指示雙方提交誓章證據，並且填寫一份「表格 J」(1)，詳細描述雙方及子女的背景、家庭現況，以及擬議的照顧子女安排細節等；法庭亦會索取社署的報告，提出管養的建議，社工在報告過程中將會對雙方家訪，亦會邀請雙方及子女面談。
在雙方的表格 J 與社署報告齊備後，法庭可以召開「排解子女糾紛聆訊」(CDR Hearing)，家事庭法官基本上會扮演「調解者」的角色，嘗試縮窄雙方在管養、照顧、探視或經濟事宜上的分歧，而雙方亦有權在聆訊中不經宣誓陳詞，暢所欲言；但如果 CDR Hearing 階段仍不能解決關於子女的糾紛，法庭就要指示就爭議排期審訊（以及視乎需要進行審前覆核），雙方要在審訊中宣誓作供，並由法官聆訊雙方的供詞後，作出管養判決。
無可推翻的事實是，在這宗轟動全城的慘案中，獲家事法庭判予管養權的生父，很可能要為女兒的死負責，但若由此而回溯質疑家事法庭判決欠妥，卻不一定合理。首先，綜合媒體的報道，臨臨的父母是在她出生前離異，因此即使算及離婚案件耗時的因素，離婚案距離事發已有三數年甚至更長時間，恐怕天下間沒有一種家事訴訟制度，可以未卜先知地遇見數年後發生的事情；亦不能排除一個可能，就是以離婚案當下的資訊而言，將照顧權判予生父的確是更合適的選擇。第二，就基層工人所見，目前媒體的報道並沒有披露（事實上亦難以披露）當日離婚案的細節，例如管養安排是雙方同意抑或經審訊作出，反之據媒體所述，臨臨與兄長起初是由祖母照顧，後來由生父接走改與他的第二任妻子（亦即另一被告）一家同住，正如上文所述，照顧方安排由祖輩照顧子女，很可能亦是構成當日法庭考慮照顧判令的一個因素。
當然，正是由於不能假設家事庭可以預知未來，法律上理應容許離婚父母在日後情況生變時，要求法庭更改 (vary) 離婚時的判令，或者遇有其中一方罔顧法庭命令時，讓另一方申請執行 (enforce) 原有的命令。事實上，離婚判令（包括贍養費令與管養令）難以執行，或者探視方往往欠缺支援，難以重啟訴訟修訂管養安排，多年來已經備受批評；臨臨的慘劇無疑就是一記當頭棒喝，警告司法、法律、行政當局以至社福各界，不能再拖延家事法律以及訴訟程序的改革。
勞福局較早前就子女管養法律完成檢討諮詢，主要是觀念上將管養事宜由父母導向改為著重兒童導向，包括加強子女在管養爭議中的表述立場權利等，但諮詢結果顯示社會未有充分共識，特別是有意見認為，衡量目前的現實環境，由「管養權利」改為「父母責任」的政策方向，比較理想化甚至「離地」，亦無法適用在態度敵對甚至不負責任的父母身上。今天各界理應警醒，制度修正實在刻不容緩，其中一個探討方向，可能是先行修訂家事法庭的規則，特別是整合子女糾紛及保護兒童的程序，授權社署、警方或教育專業更主動介入，使法庭有權以更便利離婚父母、更不拘訴訟規則的方式，處理有危機的子女管養案件。
(1) 讀者們可參閱此連結，了解表格 J 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