浸大學生在抗議普通話畢業要求時進入了語文中心、講了粗口、態度不禮貌，立刻被勒令暫時停課，既沒有經過紀律聆訊，亦沒有聽過學生申述，到底在法律上可以如何理解此事呢？除非你覺得講粗口十惡不赧，或是干犯了道德要求，恕法夢未能處理。但如果你也認為，講句粗口洗唔洗停學，又或者話你示威時講粗口其實係打壓你地班學生抗議，咁或許法夢可以插個嘴講兩句。簡單來說，校方對學生們的紀律處分明顯可以受司法覆核及有打官司的理據。
抗議時講句粗口啫 洗唔洗停課呀？
我們必須要尊重浸會大學有權對學生處分。校方的法律依據是來自根據香港條例第1126章 《香港浸會大學條例》而訂立的規程。當中第30(e)條特別指明，校方的權力包括對大學學生操守及紀律的規管。
同時，由於浸會大學實屬法定機構，它的處分權力來自法例，亦有作育英才的社會責任，浸會大學的處分實際上是在行使公權力並可受司法覆核挑戰。
2001年的《梁卓生訴嶺南大學》一案便是例子。該案學生因為不禮貌（該案學生向教授說「你死不認錯！」）而被校方處分的嶺南學生就爭辯，校方在紀律處分時必須達致公平，包括須符合程序公義，例如要提供充份的處分理由、避免偏見不公等等。雖然該案的學生最後並沒有證明到有實質的不公，但法庭至少確定校方是有責任確保處分在程序上是公平的。
其後在2004年《R訴英基學校》案中，法庭亦特別注重校本的機制。R案涉及一所小學及具暴力行為的學生。原訟庭認為，如果學校本身設立了處分機制，例如一般會聽家長及學生申述再作決定，那如果最後涉事家長及學生沒有得到如此機會，法庭亦會認為其紀律處分不公平。
在這一方面，浸大在沒有經過聆訊程序即對同學處分暫時停學，如果不是有必要甚至是急切的原因的話，可以說完全沒有程序公義可言。
罰講粗口 實質打壓？
同時，校方在行使對同學的紀律處分這一項職能時，將受《人權法案條例》所約束。時任高等法院法官祁彥輝在《香港理工大學訴壹周刊案》（1996年）第265H-I頁指出，大學行使的職能，其性質和目的都是為了公益而非私利服務，而且大學很大程度上依靠公帑資助，因而裁定大學屬香港條例第383章《香港人權法案條例》 第7(1)條定義下的「公共主管當局 (public authority)」。換言之，大學同樣要遵守香港人權法下的責任及受到與政府同等的約束。
此次事件中必須留意到的是，同學當時是在抗議要求學生普通話課程及格的畢業門檻、豁免試評分機制欠透明等，因此可說是在行使表達和示威自由。
校方必須考慮他的處分決定是否合乎《人權法案》，以免不合比例地限制學生的表達和示威自由。第一步，是講粗口是否屬於言論自由保護的範圍。言論自由不只保障言論的內容，亦保障表達言論的方式。普通話豁免試的爭議，早已在浸大學生間廣受關注而且引起激烈討論，涉及公眾（或至少所有浸大學生的）利益。言論自由在這情況下理應容許說話者有一定程度的誇張或不禮貌。
如僅僅因為學生在口頭爭論期間（甚至可能是不經意地）使用粗口，不應構成有關當局懲罰學生的理由，尤其是有關當局與學生之間的權力關係並不平等，容易造成對學生的壓迫（oppression）：參見Nilsen and Johnsen v Norway (2000) 30 EHRR 878（歐洲人權法院大法院）第46、48、52段；Gündüz v Turkey (2005) 41 EHRR 5（歐洲人權法院) 第49段；Raichinov v Bulgaria (2008) 46 EHRR 28（歐洲人權法院）第51段。
第二步是看校方有沒有考慮學生的相關人權自由，如果沒有就作出處分，很可能本質上已屬法律上「不合理（unreasonable）」的決定：參見Pridgen v University of Calgary, 2012 ABCA 139第105, 112-113段（per Paperny J）、第179, 182段（per O'Ferrall J ）。
當然，浸大現時並不是說紀律處分和聆訊只是因為同學爆粗，亦有其他諸如阻礙學校教學和行政等等的指控。但是即使同學示威期間行為有所冒犯甚至衝動，也不代表浸大可以無條件「重判」學生。正如終審法院於《律師及香港律師會訴律政司司長》（2003）一案中指出，「與任何性質屬制裁的懲罰一樣，[紀律]制裁必須與違規人士應受譴責的程度相稱。」程序公義與相稱原則，仍是浸大必須恪守的法律與道德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