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說有點馬後炮，但在「自決」的說法在數年前冒起開始，我就認為「自決」在中共眼中必定等如「港獨」，打擊只是遲早的事。邏輯很簡單，「自決」就是「港獨」的前提（就算是「自決派」也不會否定「港獨」是「自決」的可能性之一），既然中共要徹底打擊「港獨」，就會由源頭連根拔起。換言之，中共要消滅的不單是「港獨」，更是「可獨」（可以獨立的想法）。這想法與黃子華在棟篤笑《秋前算帳》裡說的一樣，八九年中共要打擊的不單是異見，而是提出異見的本身。
對付「可獨」與「港獨」不同，後者是較清晰明確的政治主張，但前者卻可以有寬鬆而多元的理解。要更徹底（但這種「徹底」可能永不見底）地消滅「可獨」的思想源頭，可以會引發無止的上綱上線，例如今日認為「自決」就是「可獨」，他日可能「自由」也是「可獨」。同理，認可羅冠聰參選資格與否定周庭選舉資格的選舉主任同樣是鄧如欣，而香港眾志的政治主張沒有改變，為何羅冠聰可參選而周庭不能﹖唯一解釋就是中共、特區政府將「可獨」的理解由直接宣稱支持獨立擴張到「自決」，亦決定不再容忍。
「可獨」理解的擴張本身不會對公民權利有打擊，但如果擴張伴隨着權力膨脹，就會形成一種不能抗逆的可怕暴力。權力如何擴張﹖林鄭月娥近日批評法律界不接受「憲政新秩序」，這所謂的「新秩序」就是權力擴張的軌跡。簡言之，中共近年所確立的一套近乎德國右翼法學家Carl Schmitt的一套「政治神學」，以主權的決斷作為憲政基礎。這裡說的「政治神學」並非神學主張，而是一種國家理論與形而上學的平行性，即神學與法學論證同知識概念之間有同一性（參考劉小楓的《施米特與自由主義憲政理論的困境》）。
在這個框架下，中國憲法並非「以法限權」（神創造法律，那麼神又怎可能被其創造的法律所限？），因為「國家意志」是首級，憲法是次級的。因此，代表「國家意志」的中國領導人的思想會被寫進憲法（例如習近平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甚至領導人對憲法、政治思想的解說也可以成為法律的一部份。林鄭口中的「憲政新秩序」就是源自這套憲法思想，即對法律的理解不應限於法律條文及慣例的本身（法律界所堅守的普通法傳統），更應該正視中國憲法（包括領導人意志）對香港的影響。
這套「憲政秩序」其實已經存在已久，例如江澤民的「三個代表」也被寫進憲法，官方說法也一直強調《基本法》是《中國憲法》的一部份，新在哪裡﹖這個秩序在習近平手裡變得更積極，例如現時所有執行單位可以直接執行習思想（國家意志），法律條文只是次要。在這秩序下，就算《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未立法的情況下就可以直接透過以言入罪（提出「自決」就被剝奪政治權利）來嚴防分裂行為；「一地兩檢」可以不經《基本法》的修改程序而直接改變其內涵；「八三一」的選舉篩選在未有任何立法下就透過選舉主任來實行。
不難想像對「可獨」的無限上綱很快就會發展成「所有抗爭皆指向港獨」的荒謬推論，異見者將先被禁足於議會（現時立法會內的「自決派」在周庭被取消資格後可見日後難再參選）；街頭抗爭的成本與風險將大幅上升，而有「結束一黨專政」作口號的六四悼念晚會也有可能成為打擊目標。最後，「自由」就是「可獨」，所有捍衞自由的都是主權的敵人，這可能就是中共最終劃分敵我的核心，也是Carl Schmitt所言的「政治性（Political）」。
這「憲政新秩序」就是赤裸的權力擴張，亦開始將極權主義的原貌更完整地向全世界呈現。基於這種權（神）力擴張，中共就可以更有彈性地處理任何「可獨」的思想幼苗，配合所有上綱上線的劇本。湯家驊、梁愛詩及譚惠珠等人對法律的演繹，正是順着這憲政理論潮流而走。現時對議員被DQ、「一地兩檢」的批判語言仍在停留在捍衞法治的層次，抗爭的對象仍然是議題為本，但其實中共已經明目張膽地將戰地設定為「憲政新秩序」，而我們卻未有對應的抗爭語言及策略。
黃之鋒在周庭被取消資格後說要做一輩子的異見者。而今問題在，在這種「憲制新秩序」下，主權的力量正消滅所抗爭力量集結的方式與倚靠，那麼我們可以如何聚結異見者的力量﹖我們需要更多新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