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730作者、經濟學者梁天卓教授於二月五日的專欄文章《港樂應否杜絕 久石讓的黃牛？》內，評論香港管弦樂團處理久石讓音樂會的銷售手法。
梁指出：「門票本身供不應求，無論港樂甚或至香港政府如何嚴厲譴責，黃牛都是禁之不絕。」信奉主流經濟學的人，經常用這種論調來鼓吹放任市場的行為，貶低稅收或對巿場設限的必要性。譬如對遺產稅的其中一個質疑，就是富裕人士容易避稅，大大降低其效用。
先不論這種講法有多合理，但因為有人犯法或走法律罅，所以索性廢法或不立法，這種理由居然說得理直氣壯，實在神奇！難道我們會認同立法禁止人打家劫舍都是多餘和徒勞無功，因為人有貪念，這些罪行從來就禁之不絕？有人炒黃牛，有關當局理應設法改良打擊措施，增大黃牛黨的成本，減少其炒作的誘因。以見怪不怪的態度，（有意無意地）視之為有益於社會的市場行為，不單違反社會倫理，而且會助長歪風，做成惡性循環。
作為經濟學者，以真知灼見挑戰社會常識，激發新思維，值得推許，但要避免一部通書睇到老。傳統經濟學理論假設人做決定時，有充足資訊，而且完全合乎理性地權衡利害得失，今屆諾獎得主塞勒便提出異議，而且得到諾貝爾評審團的肯定。換言之，經濟學界內部有明顯分歧，經濟學對人類行為的分析遠遠未及自然科學般堅實和準確。
是故套用經濟學理論時，要特別注意現實與理論間的差異。譬如梁教授分析黃牛黨，便太集中在供求問題上，認為主辦單位低估了市場需求。但事實上還有其他可能性：港樂是註冊慈善機構，受政府資助，旨在推廣音樂文化，並非以利潤極大化的準則行事。有理由相信她當初訂價較低，是為了讓更多知音人有機會欣賞久石讓的演出，即使她／他們付不起過萬元買一張門票。她以較平民化的價錢賣票，並非看不清市場有龐大需求。黃牛黨的所作所為，正正違背港樂的初衷，所以她才嚴正譴責。若然，有黃牛炒賣還對港樂有利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