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下午將要到西九龍裁判法院，進行中聯辦反釋法案件的認罪程序，本來以為這個環節會在10月進行，所以在獄中已寫下了很多感想。數月下來，觀點沒有改變，只是艱難日甚，關於刑罰代價的情緒只有更加複雜。
自九月底開始，如何應接中聯辦案的審訊，成了我一直思量的問題，不僅是法律上認罪與否的決定，更重要的是我應以怎樣的態度面對當日我投入的抗命行動，及伴隨而來的刑罰代價。
在腦海中牽涉這個拉扯的，除了盡早獲得自由的意欲，和與之相對的所謂抗爭的原則、風骨，其實尚有更多。例如因我在「東北案」被重判而已經飽受煎熬的愛人和朋友；又或者我必須對之負責的所屬政黨及一眾戰友。這種掙扎在馮敬恩案宣判時達到最深刻之處，我明白馮之所以獲得輕判，並賢達權貴乃至律政司的寬容，是因為他對「錯誤」的抗爭行為表達了徹底的「醒悟」。馮得以免於牢獄之苦，理應值得慶賀，我卻高興不起來。一方面，律政司不尋常地旋即表示不作刑期覆核，就算不宣之於口，其所暗示的服從可換取寬大的威權恐嚇也是非常響亮，讓我感到噁心。另一方面，縱然在獄中資訊不多，我仍隱約感到，社會大眾對馮一反激進立場以換取脫險並不訝異，反而賞識他「能屈能伸」的智慧。我不禁灰心和低落，想到「東北案」中伙伴過去一直堅持自己，不求憐憫的決意，在他人眼中，會否只是愚勇？又或只不過是孤芳自賞的高義？這個時候我雖然對「中聯辦」案的處理稍有頭緒，但尚不完全確定，彷彿某個重要的人的一句話就可以將之扭轉。
就在我下筆書寫給律師的審訊當天的指示時，好友陳景輝贈書《末日幸存者的獨白——劉曉波的「六四」回憶錄》送到手上，在收監之前已聽過景輝提及此書，知道書中內容將衝擊我對劉曉波的高崇義人的表面印象。《末》以「六四」後的監禁和審判為起點，倒敍回憶劉曉波的八九經歷，首張即談到劉曉波為逃避牢獄而違背自己，寫下「悔罪書」的種種不願示人的心靈掙扎。劉曉波用讓我難以企及的文筆和坦誠，自白如何說服自己寫下「悔罪書」，其中也部分地與我這段時間的思慮有所共鳴。例如劉如此給自己藉口：「為中國的民主事業計，我一定要好好活着，精心地保護自己、用一切手段爭取自由。而我一旦自由了，就能繼續發揮作用」，那時候的劉曉波「真的感到自己完全有資格、有理由氣壯如牛地說謊」。這樣的誘惑也一度靠近我，我絕對有理由相信無論我怎樣決定我對案件的取態，也能夠得到外間的體諒。即使我違心地悔罪，虛稱自己是一時被情緒支配，假意承諾自己不相信違法行為可以改革社會，也很可能不會比任何人責備，反而會被視為實用的、高明的策略。
曾經有名囚友有問我，放監出去之後會否繼續搞運動，我不假思索地答會，他追問原因，我才向這名囚友慢慢整理自己的想法：判監之後，我不時思想這16人坐牢的意義，短時間內可能喚起了部份人的激憤和悲壯感，但長遠來講應會嚇怕了不少潛在的行動參與者。但我清楚知道，即使我在餘生之內，民主運動將徹底向保守靠攏、被選舉主導，下一世代的激烈革命的意欲也必然在某一時間點爆發，他們也會擁有一段屬於他們的抗命史。要是下一代的爭取真的不幸地比我們更艱難，我想像得到他們將責問「何以一年監禁便使你屈膝？」這種來自想像的未來的催促，叫我必須放棄短視的便利，而明白到一旦向誘惑妥協，就等於助長抗爭空間的收窄。我選擇認罪，是因為就我個人的案情而言，經「東北案」之後我明白我當日所使用的身體力量，難以被法庭接納，而將被視為「暴力」，我認為在現時的法律體制中難再有辯論的空間。然而，我雖認罪，卻絕不悔罪，對於當日的反釋法抗命行動，並無悔疚之情，若然有悔，也只是因為我們的準備不周，經驗不足，令那次行動成了群眾激進行動近來的最後一次嘗試，且未能發展成反對剝奪民選議席的全民共識。
在我從塘福轉移到荔枝角準備應訊的前一天，收到女友黃莉莉寄來的信，作為我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支強心針：「所以你雖認罪，但絕對不可屈服，不可以妥協」，她著我記得要「用生命愛著對方，也用生命牽著對方走在理想當中」，雖然他「常常希望你可以在我身邊，但也希望我倆任誰也不會低頭，任誰也不會因為風景變遷而落下對方。」她向來雖不剛勁但充滿力量的文字，鼓舞我得以面對可能更長遠的監禁、更嚴峻的前路。其實在這短短兩個月裡，每當我想到我跟莉莉及一眾戰友之間，將錯過什麼，我的心情就變得焦急滾燙，我知道我將錯過每一次令我們洶湧激動的抗爭、憂患與共的選戰；錯過令我們樂在其中的年宵擺賣和黨慶；錯過與你們沒天沒地般討論的日常。每想及此，我都想過要盡一切可能把自己從監禁的限制中弄出去，然而你們的來信、探訪時的說話，都教我要更有忍耐與信心，堅毅地渡過試煉，我會繼續心懷不浪費一刻鐘的自我提醒，期待重聚的時分。
12/10/2017 林朗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