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數服從多數，體現民主精神，但假如多數人的決定是不要遵從多數人的決定，那我們應該怎樣做？
所謂民主的弔詭，是哲學人愛玩的語言遊戲。在現實世界，我們知道，履行民主並不止於服從選舉結果。但自從特朗普上台後，支持民主的人開始感到不對勁。一年前，馬嶽教授便撰文分析過民主退潮：民主需長期建立，但可短期內破損。昨天許寶強教授則探討民主疲憊：全球逐步離棄自由民主、投向民粹專政的當代趨勢。
這時候，特朗普讚揚習近平，表示美國也可仿效習廢除最高領導人的任期上限，便更加令人感到諷刺。美國乃民主大國，特朗普作為透過選舉誕生的總統，居然高度評價與其國家的憲法精神相違背之制度。背後的政治含意---假如夠寬鬆---可理解為有半數以上的美國人同意、支持或不反對特朗普的想法。身處民主國度的人有此取態，實在對致力爭取民主的人，澆了一頭冷水。
普世價值是否已不再普世呢？人生而自由平等，但這種主體性的內在要求，並未強烈到一個地步，足以抵消人性的軟弱，抵消對未來的惶惑，抵消因無力感太厲害而作出的異常反應。佛洛姆在《逃避自由》中早有精闢的分析，而這些分析不見得不適用於現代世界。人，畢竟和教科書所說的不同，理性和熱愛自由這些特點，是變數而不是常數。單單訴諸政治信念，是無法有效回應許寳強文中所引用的Appadurai的不利分析：
「Appadurai進一步指出這3個新出現的社會條件，再加上全球經濟不平等擴大、社會福利倒退、金融化及伴隨而至的對經濟風險增加的焦慮，令我們對緩慢的民主商議、公平合理的程序等自由民主制度的支柱愈來愈失去耐性，同時對多元異聲不再容忍，最終投向民粹、專制甚至極權懷抱。」
回到未有真正民主選舉的香港，面對強大的中國，情況更不容樂觀。怎樣做才好，這個有待進一步探究。但正如馬許二人都不約而同叫大家緊守崗位，好好組織和發展民間力量，我們距離無事可為的地步尚遠，實在不應該太早放棄和逃避。三月十一日的補選，正是香港市民向專制強權說不的重要時機。若結果不理想，只會令建制派有更多打壓民主派的彈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