補選過後，很多評論指民主派應該多專注地區工作。這想法也許沒錯，但問題是在有限的資源下，地區工作如何做得比建制派更入屋。傳統的民主派也專注於地區工作，也為多次立法會選舉奠下重要基礎，但時移勢易，傳統民主派的地區工作漸漸不受大眾重視，而且資源不可能比建制派多（甚至愈來愈少），地區工作的對踫自然越來越落於下風。就算不滿建制派的人有多用力批評建制派「蛇齋餅粽」，其實傳統民主派多年來也有利用類似方法服務社區，問題在於規模遠不及建制派而已。
換個角度說，傳統民主派已經有多年的地區工作經驗，傾盡所有資源與心思在地區才能撐起當年的民主派、建制派的「六四黃金比例」。然而，在民主派「碎片化」的年代，不少人只看傳統民主派的政治取態，忘卻他們在地區工作的努力。另一方面，近年有不少政治素人參選，他們的地區工作經驗不多，也令在地區工作多年的民主派被排除在鎂光燈外（傘後有很多深耕組織快很就失蹤，因為他們獲得的支持不足）。現在姚松炎失敗後，突然出現聲音要重投地區工作，這不是走回頭路嗎？
說走回頭路，我一直認為走上選舉工程網絡化（如姚松炎的「創新」，高舉「DQ」旗幟、回應本土派）不單是時代變遷的結果，也是一種資源不足（或因為地區工作效率不高）、社區工作失去注視下的無奈選擇。現實是，姚松炎原是政治素人，沒有從事地區工作的經驗，往績亦不多， 在地區的知名度不高， 他的策略選擇本身就相當有限，所以他的失利實在怪不了他。
順帶一提，民主派的整體得票率下降，而且失票不限於九龍西選區，姚松炎僅敗，不代表他的表現差，也可能是民主派的極限；九西的選舉結果意外，不一定是因為突然出現變數，也可能是原先期望太高，研判錯誤；另一方面，建制派在九西的得票有增加，也可以理解為對手表現出色，而民主派暫時未嘗試從鄭泳舜的勝利學習（基本上建制派的失票遠比民主派少，民主派也得仔細分析其原因）。
奇怪的是，不少人在姚松炎失敗後怪責民協沒有盡力助選（姚已表明這非事實），卻沒有提起民主派初選如何由團結民主派選民演變成分裂。初選是失敗的，因為民主派根本沒有思考過如何以民主精神來舉行初選，將初選視為對特區政府的民主選舉示範，結果制度模糊而混亂，在什麼 Plan A、B、C之間搖擺不定，就算民協盡力助選，亦難有無縫的融洽協調；即使有完美的協調，民協的支持者也不一定會支持姚。
再談地區工作，過去兩屆立法會選舉的結果已經充份顯示地區工作能為民主派帶來不少基礎票。就是這次補選，大量分析仍是以「樁腳」為分析基礎，可見地區工作的好壞多寡仍是重要因素。如今「六四黃金比例」被打破，可能反映網上的政治討論有影響但仍不能完全取替地區工作的力量，或同時反映民主派的地區工作力量不夠。如今要回頭，可以怎樣回頭？
我們很少會將地區工作放在社區沒落的脈落裏看。為何在香港社區漸漸沒落的今日，建制派的地區工作依然奏效﹖根據港大民意研究計劃於2016年做的立法會選舉滾動民調顯示，建制派的支持者普遍年紀較大（約65%的傾向建制派立場者為五十歲以上，傾向民主派者僅約41%），年紀較大的支持者與地區工作有沒有關係﹖如果有（這是我的猜想），我猜想建制派的地區工作是在一種對社區的傳統想像下的持續而系統化的作業。社區沒落，但較年長的人仍依活在舊社區的想像裡，而建制派的地區工作也維持着他們的想像，提供各種支援與聯繫。也許，年長的人終有百年歸老的一天，這類地區工作也會有失效的一日，未來是年青人的天下，但現實是民主派未等到這一天就可能會全軍覆沒。然而，現在要打進這些社區，傳統的地區工作頂多也只會回到以前平分天下的狀態（更可能是回不了去），那麼我們可以做的就是建立一種新的社區想像，慢慢改變他們的想法，減少建制派的社區工作效果。
如何改變想像？社區報就是其中一個重要的方法。早前香港獨立媒體為社區報眾籌，效果不算理想，我認為很多人也低估了地區報可以發揮的文化力量。地區報可以建立新的社會想像，也可以建立新的社區聯繫方式，例如更多地區資訊的交流與新的服務形式，雖然還未知可以如何打破建制派的地區高牆，但仍是針對性地提供一種可能性。（編按：社區新聞眾籌計劃在限期前籌得接近目標30萬的29萬。）
可以做的其實還很多，我們可以失望，但實在不能灰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