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瀚樑怎也沒想過，他大學畢業後會在勞工團體工作。大學二年級時擔任浸大學生會外務副會長、學聯常委；三年級時擔任學聯副秘書長，大學生涯似乎無法與社會運動切割開來，他早已決定投身公民團體，卻似乎沒預計過，後來會走到職工盟當上外傭工會的組織幹事。
他是2014年雨傘運動期間，被推上時代的風口浪尖的學聯其中一員，「雨傘運動後，你會發現那種普世價值、很宏大、純粹學生運動牽頭，好像煙花般爆炸然後消散的情況令人很沮喪，然後的一兩年時間是挺頹喪和找不到自己定位的。」面對急促轉變的政治環境，王瀚樑和大部分香港人一樣皆不知如何應對，「你說要無忘初衷，我沒有忘記呀，但我不知該怎樣做。」
一、有崗位？沒崗位？
剛過去的12月中旬，職工盟亞洲國際家務工協會舉辦了國際移工日活動，這是王瀚樑擔任組織幹事後，需要主理的第一個大型行動。當日他們計劃從尖沙咀坐船往中環，巡迴尼泊爾、菲律賓、泰國、印尼等各個駐港領事館，向領事遞交請願信。「Victor，我們姊妹常常去燒烤的，找天一起去好不好？」來自泰國的工會理事用熟練的廣東話跟王瀚樑聊天，又呼籲同行的姊妹們加快腳步緊貼隊伍。王瀚樑則在一旁默默的替外傭姊妹拍照，顯得有點羞澀，不像工會理事般談笑風生，他悄悄告訴我，剛入職，不太習慣用英語與外傭們溝通。
他身邊的朋友難以想像他會負責組織外傭，他們眼中的王瀚樑，是個整天窩在一旁，思考人生哲理、辯證各種意識形態的人。或許從哲學的世界裡看到人世間處處充斥矛盾，他在人前總是一副唉聲嘆氣、沒精打采、做事提不起勁的樣子，這樣的一個人，怎麽可能會擔任一份需要頻繁人際交往、凝聚外傭參與工會的工作呢？
王瀚樑現時跟進外傭議題，算是找到了公民社會裡的一個位置，但有時又覺得自己好像沒有位置。訪問的那一刻，同屆參與雨傘運動的戰友周永康和羅冠聰因926公民廣場案仍在監獄服刑，「其實人們說，有人坐監，出面的人要緊守崗位，其實有些人是沒有崗位可言。」「我有這樣的身份，這樣的職業 ，那我想緊守崗位的時候要怎樣做呢？我是否純粹做回我自己的東西，便等同對事情有幫助呢？所以我覺得純粹緊守崗位是不夠的，自己來說，我都在思考自己的崗位是什麼。」
後雨傘時代，香港一步一步的走向極權社會，就像一隻想掙脫牢籠的小鳥，掙脫不果，反而迎來更狹窄的空間：走上街頭抗議，會面臨政治檢控，被關進監獄；走議會路線，會隨時被扣上「港獨」帽子，失去參選權；當選後，政府也可以隨時指某議員「非真誠地擁護《基本法》」，而褫奪其議員資格；訴諸法律，卻發現不民主制度產生的當權者早已預設好遊戲規則，無權勢者根本無法不從不公義的法律。「會意識到打壓的力量比反抗的力量，真的很大。而我只能不斷做一些事跟自己說、跟別人說，我正在做我崗位的事，但這是否有效呢？其實很灰心。」
「我做的工作與我關心的事有沒有直接關係呢？」王瀚樑會優先關心香港的政治形勢，但是他組織的對象是外藉的移民工，而這些移民工又是香港工會運動的其中一塊拼圖，令他不禁思考自己究竟是不是在推進香港的社會運動。「即是我們正在做一些好像關事的但又好像不關事的……但實際又推進到什麼呢？」
二、迷茫、愧疚
王瀚樑說自己在為期79天的雨傘運動裡，做錯了很多決定，又沒有做到應該做的事。
最深刻的一次，是當時另一位學聯成員著他到劉小麗老師的街頭講堂演講，「從未試過幾分鐘都覺得難，手震、抖不到氣……這種恐懼感直到現在還記得。」悲觀的他早已感到這場運動無法走下去，而事實上，曠日持久的佔領顯示政府正採用拖延戰術，並無意回應運動訴求，佔領者不可能主動退場，但又無法找到突破這個膠滯局面的方法。連王瀚樑自己也無法相信有希望，怎樣走到佔領區拿著擴音器叫群眾要相信呢？「說出來會心虛。」他苦笑著說。
雖然王瀚樑不像秘書長周永康和副秘書長岑敖暉那樣，每天都要應付傳媒的追訪和站在群眾前演講，但是在鎂光燈背後，「每日都收到facebook message、網上言論，問學聯幾時找數、幾時升級……」隔著電腦屏幕，他也感覺到群情洶湧。「學聯短時間內得到社會的信任只是時代的巧合。從七二、罷課、公廣，依靠的都是學生光環。這種信任其實很薄弱。」
雨傘運動令王瀚樑和同屆學聯成員陷入迷茫，誰知道，雨傘運動後，他們陷入更深的迷茫漩渦中。
佔領區被清場，雨傘運動落幕，王瀚樑與一眾學聯成員還未整理好從罷課到佔領期間的種種思緒，便要應付各院校急促響起的退聯呼聲。2015年3月，他在學聯周年大會上當選成為副秘書長。其實早在2月中旬，第一間舉辦退聯公投的院校：港大學生會，則以200多票之差通過退出學聯，其他院校隨後亦如骨牌般相繼有同學成立退聯關注組。他不認為自己當上副秘書長，對阻止接下來的院校通過退聯公投，能有多大幫助，「誰都知道，擔任學聯是受靶，但總要有人出來承受這個角色，總不成跟別人說：搞完雨傘運動了，我們沒人上莊，所以沒有人回應你們的批評和質疑。」
事實上，當時的狀態是，外界眼中的學聯的代表只有一個人，就是秘書長羅冠聰，因此所有對學聯的批評都指向他。雖然王瀚樑身為副秘書長，但是別人總會私下跟他說：「我知你很好，但你不代表學聯麻。」 王瀚樑回想： 「雖然他們願意跟我討論，但是我能否改變他們對學聯的印象呢？又不是。」無奈地，「我做副秘很多事都幫不上忙，很多壓力都是他（羅冠聰）承受。」
他看到同屆學聯成員卸任後陸續找到自己有興趣的範疇，已在公民社會不同的位置上工作，或開拓不同的陣地。「大家都是做同一件事：做雨傘、做學聯、做學生會，然後他們繼續付出著他們的生命、時間、什麼也好，用盡一切的方法令我們當時做的東西不會變成一種虛空。」反觀自己仍找不到位置、不知自己擅長什麼，像海上的浮木般，沒有定點。因此王瀚樑在他們面前是自卑的、愧疚的，感到十分大壓力，這是一段非常頹喪的時期。
其實，就在王瀚樑剛完成了一年的學聯任期時，羅冠聰亦在另一邊廂開始籌備成立政黨「香港眾志」，他曾隨口問問王瀚樑會否協助，可是王瀚樑當時很渴望能停下來休息一陣子，暫時不太想接觸政治，於是拒絕了。
他回想第一次認識羅冠聰是在學聯迎新燒烤活動，其時大家還是白紙一張，什麼也不懂。後來同為常委的他們在開會後打機，一同經歷了民間公投、七二留守、罷課、九二六，直到羅冠聰自告奮勇成為與政府歷史性對話的其中一員，他們倆的位置和經歷開始變得愈來愈迴異。
王瀚樑認為，從對話、擔任秘書長到參選立法會，羅冠聰這一連串的經歷並不是出於歷史的偶然，而是源於他異於常人的魄力。再後來2017年7月，羅冠聰因926重奪公民廣場案，與周永康和黃之峰被判入獄6至8個月，引起全城哄動。
明明是同期加入學聯且年紀相近，為何羅冠聰要承受的，比自己重那麽多呢？王瀚樑心裡糾結。 「他關心這個世界，但有沒有人關心他呢？」
這些經歷堆疊起來，令王瀚樑對羅冠聰有一種特別的、難以名狀的愧疚。
不過他覺得，「這可以是壓力，同時推動著我，不可以停下來，否則會對不起他們。」
三、自發、出發
由於上莊這兩年正值香港政治歷史性關鍵時期，工作排山倒海，王瀚樑不得不向學校申請延遲畢業，最後把大學讀了五年。
卸任所有學生會和學聯職位後，他與數個浸大同學以校內自發組織「浸會大學社會關注組（浸大社關）」的名義參與校政討論和社會運動。2017年暑假，王瀚樑剛完成大學第五年，碰巧遇上學校保安外判公司轉換合約，舊外判公司不但不願意支付保安遣散費，還誘使保安簽署自願離職書。王瀚樑於是聯同「浸大社關」的同學，帶著問卷和單張，探訪校園各角落的保安，協助他們認識自己的權益，組織他們站出來向學校施壓。
近年的學界，有不少關心社會的學生在自己的院校成立自發組織，先有「嶺南勞工關注組」和「教大關注勞工權益陣線」、「工學同行」，均以校內勞工議題作為主軸。到2017年9月開學不久，大學高層以「港獨不符合法律」的理由禁止學生在民主牆發表港獨言論，引起學界激烈反響，教大、中大、嶺南和理大學生相繼成立「教大言論自由關注組」、「中大言論自由關注組」、「嶺事館」和「理事亭」，關注言論自由。
雨傘落幕後的一兩年，曾經有不少罷課委員會成員和積極參與運動的同學決定參選學生會，院校裡參與學生會的氣氛濃厚。直到運動結束踏入第三周年，不少院校在剛過去的選舉期後均告「缺莊」，學界氣氛一瞬間變得慘淡，要不乏人參選，要不投票人數不過法定門檻。
有的人認為，各院校學生會開始出現「缺莊」，是源於過去一年，政治檢控頻繁，先後有反新界東北示威案十三人、公廣案雙學三子、旺角初一案示威者等被判監禁，曾在校園內向校委會示威的港大學生亦被判社會服務令，學生擔心參與學生會、投入抗爭，需要付出沉重代價，輕則被禁止進入中國內地範圍，重則被官司纏身，或被判入獄。
然而在王瀚樑眼中，學生會乏人問津並不代表沒人願意參與學生運動，只是學生運動再也不像以往般以學生會體制為中心，「客觀來說，現在的學生會在市民和學生的心目中形象都不是太好、比較弱勢。」 「那別人便會開始想，是否制度有缺陷？是否太多規範呢？是否這方式本來就不work呢？」「於是便有些同學放棄學生會的途徑，選擇自己去參與或發起一些組織，去處理一些議題。」
自發組織不像學生會般容易得到社會和媒體的注意，開Facebook page，要一個一個「like」地儲回來，人脈也要慢慢的日積月累，印單張可能隨時需要自掏腰包。「但如果他們找到方法，從艱難的處境中找到方法去說服別人的話，這是另一種更艱辛的磨練。另外他們會更意識到如何連繫和組織同學。」自發組織往往因某種理念或某個議題而成立，雖然人可能不多，但願意加入的都是志同道合的學生，「自發組織可以聚集到一群堅實和願意投入的人，而他們可以處理的不單是大政治的議題。由勞工議題開始著力，我覺得是挺有趣的東西。」
參與「浸大社關」和組織浸大保安向外判商追討遣散費，令王瀚樑漸漸找到自己的著力點，以另一種方式參與學生運動， 「真正從學生入面搞組織。」而他碰巧遇上的外判保安事件，又跟工人運動密不可分，帶給他更多思考：「（以往都是）用學生身位關心或提出訴求，但（由學生協助）組織工人、建立工會、然後去發動工潮，其實是比較少見，或未見過。這個突破了以往未發生過的事，可以算是一個推進。」
「長遠來說，能否將學生運動和工人運動結合呢？我覺得是非常有趣的。當你找到有興趣的範疇，或做到一些突破性的東西，便算是找到著力點去推動你想推動的東西。」
除了思考學生運動更多的可能性外，王瀚樑亦在思考工人運動如何推進。這念頭源自雨傘運動時候的其中一個未竟之志。學聯在2014年9月28日政府施放催淚彈後，曾呼籲市民「罷課、罷工、罷市」，可是「當時只做到一半罷課，而且也不是全面罷課。至於罷工，只得職工盟發動929太古工廠罷工。而你又很清楚，罷工的威脅性、震撼性，是真的推動到，是這個社會推倒重來的一股力量。但香港離這一步，是很遠、很遠、很遠……」
王瀚樑的聲線既低沉且平板，在入夜後昏暗的浸大校園裡，這種聲調好像是在回憶，又像是在告解，或倒頭來只是一輪嗟嘆。
這晚他剛剛帶領社關招募得來的新同學探訪校園工友和做勞工調查，便坐在校園的一角跟筆者聊了兩個小時。畢業後，他仍放不下「浸大社關」的事，不時回來協助，與其他成員思考如何延續這個學生組織。
他很開心見到有新的同學參與學生組織、參與抗爭，當看到此情此景，又會感覺到時代會不斷的推進，「每個時代都會有不同方面和不同程度的打壓，但另一方面又有其他人願意跟你說，想學習成為一個組織者去反抗。」在悲觀裡，也只能懷著這點欣慰亦步亦趨的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