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叫睇政 Seeing Politics的專頁，看到作者引述一個中世紀哲學家Thomas Aquinas的公義價格概念。佢指出，道德上，是不容許低買高賣的，除非你有加自己的勞動力（Labour）入去令個件產品變得更好。所以，不單賣黃牛，連炒樓炒股炒iPhone都是不道德的，因為佢地都係低買高賣賺差價而已。
在黃牛黨的討論中，我還是第一次見到有人提出這個論調。相信不少人第一眼見到的反應是：「有無搞錯？」事實上，在過去二、三十年香港經濟暢旺的日子裡，炒賣活動佔了相當重要的一個部分，「high tech揩嘢，low tech撈嘢」成為商界的金句，反映賺快錢才是正經，而且有無數珠玉在前。所謂習非成是，在財經資訊長期洗腦下，投機美其名為投資。玩財技上位的炒家，又會上《與CEO對談》這類節目和年輕人分享成功之道。投機／資者的「眼光」和頭腦被論述為一種非常值錢的技能（因為有市場），但通常只是事後孔明地證明一個人有幾本事。
在炒賣是王道的香港，說單純過河濕腳無貢獻，不值得稱許，甚至要接受批評，那麼，做經紀或類似中介人的，都應該被視為不正當的職業嗎？我認為這問題並非用簡單二分（道德與否）的思考框架可處理。我們很難否認一些做中間人的角色涉及知識和技術成分，但對那些（疑似）無益於實體經濟的投機行為，我們要起碼保持一份警覺性，不應該輕易視之為正面、可取的經濟活動——有一些道德底線不守住的話，那些原本不算很過分的經濟壓榨行為便會越來越離譜，甚至產生「一件污、兩件穢」的惡性循環。至於是哪些底線，這個可再斟酌。
今次獅子山學會撐黃牛黨撐出個大頭佛，其中一個原因是它無端白事怪罪於子華神，惹來買不到飛的粉絲一肚火。但一直有留意它言論的人，對它這種炒家在發揮市場功能的講法，不會感到陌生。我亦見過網上有意見指：「自由市場一向是價高者得」，「因為訂價低於市價，價格必然上升，主辦單位唔調高價格，市場自動會調，因此出現黃牛黨」，而且得到經濟學者稱讚。這種自由市場至上的經濟論述一直很盛行。由於它為香港的成功提供一套有佛利民認證的解說，所以很多人，包括香港管治階層都對它趨之若騖，用之作為主要的思考和決策工具。
問題是，香港的貧富懸殊如此嚴重，經濟結構如此畸形，樓價和市民的負擔能力相距如此遠，除了政府無能，當然和當權者的管治哲學有密切關係。任何決策背後，都會體現某一些價值，令某一些人受益和受損。一個有水平的決策者必然有一套邏輯一致的管治／指導思想，作為權衡輕重和取捨的根據。而眾所周知，香港一直奉行所謂積極不干預，大市場小政府的哲學（內容跟自由市場至上的經濟論述大同小異）：主張減稅、反對租管、反對最低工資、對商界的管制越少越好、以經濟增長為先的發展方針等（有興趣者，可參考Michael Sandel的《正義 一場思辨之旅》第三章自由至上主義）。
不過，過去的「成功」，現在看來，卻造成香港無數人——特別是年輕一代對未來失去希望的困局：
以資產增值遊戲撐起經濟，代價是去到最後，樓價升至連中產專業人士也買不到樓。那麼租樓住吧，但租客的居住權得到多大保障？如果香港的租務市場夠健康，香港人便不會越住越少，但越住越貴了……過去大家不覺得問題太大，因為還有機會上車，有份享受物業升值的好處，對炒賣活動當然不會有太大反感，獅子山學會的那些謬論，就算有人不同意，亦不容易得到和應。現在？對投機倒賣有切膚之痛的人越來越多，反應自然不一樣。
我不是逢市場必反，更不是要推翻經濟學（其實怎樣為之推翻呢？），我只是反對迷信市場，對市場至上主義、新自由主義、放任市場經濟學或市場原教旨思想持批判態度。我相信很多社會、經濟民生問題，沒有即時解決的良方，但第一步，起碼要追源溯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