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趙思樂的對話，令我想到很多。我們參與社會運動很多時都是靠「講故事」：以文字、記錄片、舞台表演、行為藝術記錄這個時代，也把抗爭者的心路歷程和奮鬥歷史介入這個時代，原來我們可以叫這些做「抗爭書寫」。因為這種寫作／抗爭方向上的某些共同，讓我在看完「她們的征途」之後，記起了很多自己曾經有過的掙扎和在學術上一直想化解的疑問。
雨傘運動之後，我漸漸改變了研究的方向，由 gender/sexual politics 變成 HK politics 與 gender sexuality 的關係。香港的政治環境不再是一個背景，而是成為整個研究的核心。我的研究的主題變成了：參與社會運動如何影響我們的人際關係，特別是一條女參與社會運動，我們的親密關係會有受到什麼影響？我們的家人會覺得怎樣？我們和朋友之間的關係又會起了什麼變化？我們參與政治所遇到的障礙和困難，我們是用什麼方法去面對？這些掙扎和奮鬥，究竟把我們變成了怎樣的人？
在這個反思的過程中，我心裏一直在回想自己的生活、也想起一些我較為熟悉的女性抗爭者，她們是怎樣一路走過來，而現在又成為了怎樣的人。她們的所作所為，究竟對這個社會，對這場運動產生了什麼作用？我們這些港女其實是一種怎樣的政治主體？
我還是一直想寫一篇這樣的 journal article，探討一下我們這些港女在回應這個社會的問題的同時，是否也把自己創造成為一個 new political subject，一個不一樣的 gendered and sexual subject？
趙思樂的書寫很 powerful, 她寫出了什麼？她代表著一種怎樣的抗爭主體？中國維權律師王全璋失蹤一千日，妻子李文足決定徒步由北京走到天津，直接找負責案件的法官，預計此行要走12日。709家屬的這些行動，真是驚天地泣鬼神鬼的 political narratives，令我更加想探討其實女性的抗爭書寫對這個世界有什麼貢獻？
香港呢？我們每一條港女透過雨傘運動和這幾年來的抗爭，又把自己搞成怎樣？我們是否也創造了什麼，我們的生活我們的抗爭我們的書寫，讓別人看見一個怎樣的時代，呈現出一個怎樣的傷口？我曾大膽的說大家用自己的生命寫出來的是一種新的體材，叫「傷口文學」，當然不是狹義的「文學」，因為不知道可以怎樣說出這是什麼，所以我暫且說這就是一種新的體栽，其實香港女性抗爭者寫出來的是一種怎樣的女性書寫？
這些書寫、這些記錄是對我們自己的一種治療，又或者可以成為對別人的安慰，甚或成為其他人的一個借鏡，在很多人眼中，是沒有什麼「實質」的作用，如果就只是這樣，這些貢獻是否只是一個社會運動的 supplement？這些書寫是否只是 minor, secondary？還是我們這様站出來，我們個人和共同的見證至少比 old seafood politics 稍有 potential？我們要相信女性相信自己的努力的確可以伸向永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