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跟一個在北美唸博士、主攻政治理論的朋友聊天。他說，他於研討會上認識到一個朋友Waheed Hossain，佢係做Stephan Gosepath有篇講遺產稅既paper既commentator。佢覺得對方有一個point很有意思。
原來taxation係可以設計到「容許inheritance of symbolic meaning，但not exchange value。例如一個house咁，原本既下一代可以用一個stable既價格租返個老豆留落黎間屋，又或者直接住返係間屋度, 但如果佢地拎黎賣，個state就可以直接透過taxation去將買賣既exchange value抽走，於是inheritance係可以craft到一個位：容許D人去承繼某D好重要既符號意義，但同時唔比個exchange value傳落去下一代以造成economic inequality。」
我想，這種設計很難在香港出現，但至少讓我們見識到，抽稅有不同的可能，每一種具針對性的設計其實都在體現不同的價值（組合），都會令人的行為以至心理、文化產生轉變，進而塑造出不同的社會型態、經濟結構和精神面貌。
我追問這個朋友，知不知學術界關於這方面的研究普遍否。譬如說，那個符號意義和exchange value間的張力和權重問題，似乎就涉及政治哲學或政治經濟學，是很跨學科的一回事，但依我所見，在香港討論稅收大多數係一刀切，而且由鼓吹抽稅越少越好的經濟學者主導---他們不會同意抽富豪稅去補貼減中產稅的損失。印象中，我未見過有人深入探討怎樣設計多元的選項，從而收窄富二代和一般人之間的財富差距。
我朋友說他自己沒怎麼見過，可能歐陸方面有多一些這類研究吧。他又介紹Waheed Hossain之前寫的一篇文Why should we care about competition。他說，有時經濟學家會將經濟比喻做一場運動競賽，大家會係競爭中進步。但Waheed Hossain話有不同的方式去"structure"個競爭。當競爭最後關乎你人生重要物品既比例越高，就越難變成係果種彼此享受互相進步既競爭。
另外，他又說，不止稅收，很多人就算講「擁有」一個property，箇中意義都唔算太清楚。為何這樣說呢？他舉個例：你在某區域擁有一塊地，但歐美國家很多時都有所謂既zoning law，即係係果區所有既地只能夠做某一種用途。既然唔係想點就點，咁in what sense果樣野係「我」擁有的東西? 國家對property用途既大規模限制是否損害了private property right（例如zoning law）？我即時想到，不作這些限制而利益受損的人，政府又有否虧欠她／他們？怎樣取捨才平衡到各方權益？
他總結時說，好抽像咁假設「我」擁有一樣野，就好似擁有一個蘋果咁，對具體討論怎樣對各色各樣私有財產施加最有益於大眾的限制，係冇咩特別幫助。我很同意。用教科書的抽象理論支持某種政策，或許對經濟増長有好處，但隨著涓滴效應失效，香港的問題老早是「一味做大個餅為乜」，只追逐GDP，根本不是對症下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