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五月四日，香港一眾官方青年團體在慶祝北京火燒趙家樓99周年。那一晚，我在百老匯電影中心看了《中英街一號》的優先場。兩者之間如有關係，實屬巧合。
《中英街一號》是一套完全符合電影工業標準的電影：資深導演執導，男女主角（廖子妤、游學修）頗有知名度而足以令少男少女尖叫。故事雖然重溫「六七暴動」（或今天特區政府所謂「六十年代香港的騷動事件」），展望後雨傘運動，題材嚴肅，但以三角戀愛情節貫穿敘事。成本300萬（原本預算900萬），以香港電影來說已經是商業電影的規模。該片更在三月份勇奪大阪亞洲電影節之最高榮譽獎項「The Grand Prix最優秀作品大賞」。這類亦文亦商的電影獲得國際肯定，優先場場場爆滿，倘若電影發展基金當年批出貸款申請，正好用來省招牌，證明公私電影融資模式的優越性。可惜基金拒絕了申請，並爆出了有評審對這部電影的申請給予零分的內幕，只能說事件再次反映了香港當權階層的愚昧。
制度失憶民間記憶
「六七」一直是政府官方香港歷史中的禁忌，港英時代然，特區早期亦然。在香港歷史博物館的常設展覽「香港故事」中，「六七」雖然不至於完全被消失，但在四千件展品中，這段對奠定了當今香港社會面貌的決定性歷史，只有一相一片和聊聊數字，無論如何都是荒謬的比例。港大歷史系教授高馬可（John Carroll）在2005年一篇題為 Displaying the Past to Serve the Present: Museums and Heritage Preservation in Post-Colonial Hong Kong 的學術文章上，以制度性失億 (institutional amnesia ) 形容這個處理，言簡意賅。於是香港在學術世界又衝出國際，在權力就是知識的學術討論上，正反面教材都沒有缺席。
在「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力」（羅永生語）下，香港生於中英兩國的夾縫之中，擁有特別的視角。官方忌諱，民間書寫，其實從來沒有停止過。雖然六七研究至今仍然鳳毛麟角，但自九十年代開始，有志者（如張家偉）將「六七」資料整理、訪問、出版，至今亦已大致形成一個有共識的輪廓：匮乏是當年香港一代人的共同經驗（英文研究普遍用 “appalling condition”），雙失青年滿街，工廠十分血汗。本地勞資糾紛得到毛左的意識和組織，受大陸文革延伸的鼓動(agitation)，左派一度期盼中國提早收回香港，並可以採取極端的手段。結果中央領導並不支持，周恩來的「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政策仍然有效，港英於是可以更放手鎮壓。此外，港英政府感受到危機，亦以勵精圖治回應：發展局部社會福利、行政吸納政治、免費教育、青年政策、文化資助等；結果港英保住了實質治權，和鄰近澳葡政府的命運截然不同。配合七十年代經濟奇蹟下，逐漸形成了1997前我們所認識的香港。比起八九年「六四」，「六七」其實更為在地。除了1950年羅湖封關、發身分證、大會堂落成外，「六七」反而為香港人意識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文化連結個人與政治
六七對於香港，既陌生也不陌生。上一代人都經歷過，但下一代人都未聽過。普通人記住了「暴」和「亂」，但只有個人感知而缺乏歷史脈絡。所以《中英街一號》頭半部用了一個天真少女的視角去展現這段歷史，驟看之下角色比較被動，甚至比《色戒》中的湯唯，《明月幾時有》中的周迅這些主流電影更少了一分女權政治正確。不過這個角度其實也更加貼地，反應現時普羅香港人對這段歷史的狀態。而且在電影的下半部（2019年「未來」部分），女主角變得比男主角更主動成熟有承擔，為女性平反之餘，也在整套黑白電影的灰色之中，讓我們看見香港社會有隨著時代進步的事實。
在電影上映前，《中英街一號》一書在2015年已經出版。這本書頭半部是完整劇本，後半部是劇本背後有關的資料收集、深度訪談、實地調查、「反英抗暴」參與者心聲等，比較像一瓶開始認識「六七」的精讀雞精，大家可以自行判斷補看其他書籍。
近年來，中國形勢瞬息萬變，香港官方很有可能不再有迴避歷史的奢侈。但跟據「中國模式」寫出來的歷史會變成怎樣，大家都心中有數—因為寫出來無論怎樣，西環都會用「靚女」來形容。當催淚彈在2014年已經重現中環，香港的未來其實十分不確定，大家還是要做好準備。
很多社會都比香港經歷過更大的創傷。但香港在現有的政治制度下，發生衝突後，只有刑事司法系統可以處理，政治上真相與和解仍然無從談起。一個社會，一個民族，不誠實面對歷史創傷的話，只會令人民停留在世故卻不成熟又犬儒狀態。所以，在制度上可以處理之前，文化是開放而有機的平台，平衡書寫好過失憶。
遺忘了邊界，就失去了香港。「當你好愛一撻地方，好愛嗰度嘅人，你就會不惜一切去保護佢。」
作者為大學講師
文章刊於2018年5月7日信報專欄。本欄逢周一見報，由「香港文化監察」邀請不同意見人士討論香港文化及文化政策狀況，集思廣益，出謀獻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