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公眾諮詢未開始，已有團體急不及待發表意見，走到高爾夫球場抗議。土地供應這個話題講了多年，諮詢完了就會定下未來中長線發展計劃。這個諮詢應該怎樣做？最後又應該如何做決定呢？
諮詢要結合社會效益及人文價值
政府在《2030＋》定下未來發展1200公頃土地為目標，有民間團體質疑是計多了，但姑且暫緩這點討論。土地諮詢提供18個選項，所以諮詢應該討論選項的優次，然後政府就跟着這個優次填滿1200公頃的土地目標。
例如軍營第一、棕地第二、高爾夫球場第三，就應該先用軍營，填不滿1200公頃再用排第二的棕地。這當然是過於簡化，因為每塊地性質不同、選址不同，亦需要考慮相鄰社區的規劃及土地用途。同一選項裏不同的土地也有優次分別，例如某些棕地比高爾夫球場適合，但有些較不適合，要排得更後。這樣複雜的排序和各種因素的考慮，會帶來很多操縱選項優次的機會。
很多時商業上決定做什麼項目，是以回報率計算。但這些是私人決定；開發土地是集體決定。諮詢要做到的目標是結合經濟及社會效益的利害計算，這裏分了兩部分：開發土地及建屋成本「有數得計」，填海每平方米以現時海沙及工人價格是多少、要多少年、可以建幾多房屋，這些是知道的；有些價值相關的，如人文、歷史、保育、環保價值，很難量化，需要透過諮詢去了解。這些價值在商業計算上會輸蝕，因為很少人可以以私人名義拿出可觀的金錢持續地將這些價值買起。這些市場無法解決的問題，需要靠集體決定去處理。
諮詢文件最少應列出現時有哪些土地選項，屬短、中或長線，需投入多少資源，能建多少屋。這些資料不公開，公眾很難討論。雖然資料出爐也會有團體非議，但最少可以搬出來「三口六面」討論，讓專業團體及各界人士提出新資料及質疑。
補償利益團體的爭議
公開資料都是「手板眼見工夫」，倘若政府最後沒有公開，只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擺平不同持份者的利益分配才是最困難的事，也是為什麼要諮詢的原因。君不見「共享汽車」還未成事便遭牌主反對、香港旅館業協會反對「共享房屋」，就是這樣的事。做了諮詢，有些項目可以比較大條道理開發，將利益團體壓下去。
有社會人士認為某些情况下需要補償利益受損者。要補償，某程度上是假設了本來利益分佈是預設的、是必然的、是合理的，但其實並不然。例如某些棕地、高爾夫球場，本來就沒有交足市值租金，預設了他們本來就擁有場地的使用權然後必須補償，是有爭議的。
如果本來是透過特權繞過市場分配得到低價使用土地的權利，降低了土地的經濟效益，這一點自由經濟右派會反對——因為最有效益的做法是以市場機制決定租金，價高者得，而不是以行政權力指定得益者，容許他們以極低價格租官地。
政府本來就不應批准以1元租棕地或以1000元出租高級私人會所用地作「牟利用途」。他們以前是「着數」了，其實本來無一物，所以也不存在「收回土地會蝕了」的問題。如果以分配正義角度看待，他們甚至需將以前因不合理租金多賺的錢一併「嘔出來」補貼劏房居民。
保守主義右派才會認為要維持階級特權，及保護既得利益者的利益。究竟一個特權要存在多久、因為何等原因獲得特權才是理所當然所以需獲賠償，是很難回答的問題。或許現代社會已經沒有這回事，沒有「所謂君權神授所以特權自古以來就有」的信仰。
另一個補償的原因，是不作補償可能會有其他後果，降低整體社會效益。有人會以其他方法保護自己利益，帶來其他社會成本，例如新界人就曾經因為僭建問題而聲言「流血革命」。有些情况只是恫嚇之詞，目的是談判，未必會真做；政府知道了，還是妥協。更重要的原因是特首是由1200名選委選出，而鄉議局佔26票，商界又最少控制200多票，所以不要問為何僭建搞不好、粉嶺高爾夫球場遲遲未能收回。這不僅是社會成本，也是統治者權力穩定的成本。
所以補償是政治問題，非單純經濟及社會效益的利害計算。如果因為要補償或有人企圖以恫嚇要求補償，使政府放棄較高效益的土地，轉向發展低效益土地，會危害社會整體得益。
恐防「假諮詢，真過橋」
諮詢要凝聚共識，恐怕不容易。混合獨裁政體的諮詢是一個機會讓大家推動議題，但最終決定仍看當權者將大眾的聲音看得有多重。政府可以着重政權穩定及統治者自身的政治利益多於效益計算，而效益計算又比大眾聲音重要。政權也很容易因為某些團體權力大、聲音大而就範。要將大眾聲音量化成效益，然後加入去經濟效益的計算，十分困難，所以容易讓持份者覺得政府還是一意孤行，只是借諮詢來「過橋」，將發展大計合法化，是形式多於真諮詢。
政府不會完全「無譜」地諮詢，我的預測是有些不重要的部分，政府可以讓步；但有些原則和方向本來定了，是不會因為諮詢的結果而改變的。因為諮詢的意見最後還是由行政機關整合，所以政府還是有很大公權力主導諮詢結果。
本文於2018年4月10日 《明報》發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