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應否繼續悼念「六四」引起多方爭論，今年各大學學生會除了不再派代表參與維園的六四悼念晚會，也停辦了論壇等所有相關活動。由2016年時任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孫曉嵐的「當年輕人以香港人本位思考，再去悼念「六四」，而事件無推進，好自然就唔應該再投放好多心力，或者唔應該視為理所當然的責任」，到今年香港中文大學外務副會長陳偉霖「香港人無義務承擔平反六四的道德責任」，皆反映「天安門事件」與香港的年輕人距離愈來愈遠，也可以說香港走進了一個「後六四年代」。這些言論獲得不少支持，但亦會引起不少回應及反駁，但當兩個世代不能對話，也許關鍵不是應否悼念的應然問題，而是如何了解這兩個世代的隔閡，而在這隔閡下香港可以如何走下去。
一個時代的憂鬱症
陳偉霖除了認為香港人無義務承擔平反六四的道德責任，也承認他的這一代對「六四」沒有太多的感情。近年支聯會很想強調傳承，例如何俊仁近日在接受《香港01》訪問時表示沒有放棄與下一代溝通，並希望透過不同途徑將「六四」的集體回憶傳承下去，但即使回憶可以傳承，經歷過「六四」的香港人心裡那份情感可以傳承下去嗎﹖從這個角度看，陳偉霖的確道出了不少人堅持悼念者不願意面對的事實。
佛洛伊德在《哀傷與憂鬱（Mourning and Melancholia）》將「哀傷」與「憂鬱」分開，前者屬對所失的正常反應，而後者則是病態。另一方面，「憂鬱者」不能完全瞭解失去的具體是什麼，於是只能沉溺於愁緒中，甚至將對所失的忠誠內化成自我的一部份。思想家班雅明（Walter Benjamin）雖然沒有在他的著作直接回應佛洛伊德，但他明顯不同意將「哀傷」與「憂鬱」作壁壘分明的切割，例如在《德國悲劇的起源（Origin of the German Trauerspiel）》，他只將「憂鬱」視為一種特別的哀愁，沒有為兩個概念作明顯劃分，而「憂鬱」也可以有具摧毀性的效果，這點與佛洛伊德的分析相似。相對於佛洛伊德的分析，班雅明沒有視「憂鬱」為需要克服的病態，卻視之為一種面對世界的心情。
不論從佛洛伊德還是班雅明的角度看，面對失去的心情有其複雜面向。香港人在1989年所經歷的一切相當糾結，而香港人是否清楚知道那一年所失去的是什麼﹖除了在天安門犧牲的生命，香港人也許同時失去了理想（例如中國變得文明開放）、希望（例如平穩回歸）、對祖國的信任（不能否認這個情意結在九十年代依然存在，例如香港人在華東水災賑災的踴躍），或以上種種的混合體。據佛洛伊德的分析，那個年代的香港人不只是因為「哀傷」而悼念，而是患上了憂鬱症，並將這種對所失的忠誠內化成為自我。即使採取班雅明的分析，這份複雜的情感也可能具有更複雜的面向。
上一代對「六四」的情感與情緒有其脈絡，陳偉霖表示這一代對「六四」沒有太多感情，正因為他們並非活在該歷史脈絡；支聯會說要將集體回憶傳承下去，但脫離歷史脈絡的情感（憂鬱症）是無法傳承的，而維園「六四」悼念晚會的內涵與儀式目的是嘗試排解那份不可能排解的憂鬱（下文再詳述），沒有回憶的新一代未必可以走進那世界。這份憂鬱就是兩個世代之間的隔閡。
建構「本土」的情緒
分析「本土」冒起的成因不容易，難有定論。不過，無論怎樣看這股思潮，不難發現憤怒是連結「本土」的其中一種重要情緒。不論是對中共政權、特區政府或內地移民及旅客的憤怒，皆成為各種「本土」論述的重要養份；在新媒體中，不滿與憤怒的新聞與訊息最容易廣傳；在「本土」社會運動中，不少是以對議題的不滿與憤怒作基礎。雖然這歸納略嫌籠統，因為憤怒也有不同的種類與表現，但這種情緒已經逐漸形成排他的連結情緒，不了解它就難言了解「本土」。排他，因為哀傷、恐懼、氣餒等情緒漸漸不被大眾正視及認可，總要尋求憤怒的發洩點，例如梁天琦參與暴動罪成立，相對於對他入獄的感傷，對大眾對法庭、法官的憤怒更惹注目。另一方面，無法再以憤怒連結的抗爭者，就只有抱着氣餒的情緒獨自離群，最近《立場新聞》就有專題探討對新聞感到厭倦的心態。
我不打算草草的定論說「本土」力量是由憤怒連結而成，但我認為情緒在連結「本土」或其他抗爭力量有重要的地位，而其影響卻被忽視。值得關注的並非「本土」是否由憤怒的情緒所連結，而是其他情緒連結愈來愈難佔有位置。
憤怒有連結力量，但其他情緒也可以產生強大的連結力量。Judith Butler在《暴力、哀悼與政治（Violence, Mourning, Politics）》中跟隨佛洛伊德對「憂鬱」的分析，認為有「憂鬱症」的人不清楚明瞭自己失去什麼，只知道「自己的什麼」消失了，因此每次悼念都是對自己「失去了什麼」後的身份叩問，而在集體悼念（因為不可知喪失的具體是什麼，這悼念只有持續，嘗試排解那份不可能排解的憂鬱）中，「憂鬱症」的人在軟弱的狀態下共同叩問其身分，構成了「想像的共同體」。香港大學學生會於2014年9月出版的《香港民族論》嘗試借用Benedict Anderson的「想像共同體」理論來建構作為一個民族的香港，但其方法只是嘗試尋找香港作為民族的文化基礎，卻忽視了情緒作為建構「想像共同體」的可能性。「六四」的「憂鬱」難於傳承，成為兩代之間的隔閡，但近三十年的持續悼念同時證明了「憂鬱」作為連結的強度。新一代對「六四」沒有感情，但若然純粹因為事件沒有推進就放棄，不但放棄了連結上一代（也是香港主體的一部份），也放棄了以不同的情緒連動更多香港人的可能性。近兩年的經驗告訴我們單憑憤怒並不足夠，憤怒不足以建立有力量的抗爭群體。
「後六四」的歷史觀
「憂鬱」不能傳承，這是無奈的事實，不再「憂鬱」的新一代可說是牽着香港走向「後六四」年代。然而，新一代應認清情緒（憂鬱）的連結力量，即使無法走入維園的憂鬱氛圍，也無需要否定它，因為它是建構香港人主體的重要歷史；支聯會必需認清傳承的目標，不要妄想可以憑一成不變的悼念儀式，將那份集體回憶（包含那時複雜的情緒與情意結）完整地傳承下去，例如支聯會要我們如何解讀每年掛在台上的直幡﹖「建設民主中國」是一個行動目標還是一個不合時宜的情意結﹖無論如何，要傳承就要有一種說法，否則有意義的溝通並不可能。
「憂鬱」成為兩代之間的隔閡，問題不再停留於應否參與維園悼念晚會，而是如何建構一種「後六四」的歷史觀。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去年在「六四」前夕發表聲明表示「悼念經已走到盡頭」，到今年陳偉霖表示「無義務承擔平反六四的道德責任」，這是一種近乎與這段歷史割裂的歷史觀。這種歷史觀與尼采的「主動忘記」歷史觀吻合，即要忘記對生命沒有好處的過去，只有遺忘與記憶，才能使生命不斷更新。這觀念加上他的「權力意志」來閱讀相當有魅力，例如孫曉嵐說悼念「六四」對事件無推進，於是放下就彷彿能推進一般，掌握了一種「所願」的力量般。這種閱讀有魅力，過去也曾被極端右翼所經常借用（我無意以此批評大學學生會為極端右翼），但「主動忘記」也有強調記憶之重要，例如尼采在《歷史對生命的利與弊（On the Use and Abuse of History for Life）》也有明確提出「一個人本性之最深處愈強大，愈能吸收與利用過去（The stronger the innermost roots of a man's nature, the more readily will he be able to assimilate and appropriate the things of the past.）」。在「後六四」時代的拐點，我們更要掌握讓我們強大的方法—守護記憶。
為什麼要守護記憶﹖我們也可以從班雅明的歷史觀提取養份。民間學者馬國明先生最近發表的《六四的歷史索引》介紹班雅明的《歷史概念命題（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的歷史觀，指「過去和每個世代之間的秘密協議無非是當過去的真實圖像突然亮起時，這個世代的人便須抓緊這畫面，並認出當中的歷史真諦；而這也是這個世代所賦予的微弱彌賽亞力量」。經歷過「雨傘運動」與「後雨傘」極權社會的香港人，本應是絕佳的時間運用其微弱的彌賽亞力量抓緊「六四」的畫面，認出歷史真諦，但偏偏遇上了殘忍的時間與遺忘。支聯會說要傳承，除了要堅持悼念，他們有認清當下「六四」在歷史意義嗎﹖大學生不再辦「六四」活動，說年年如是、無沒有新內容，正反映支聯會在傳承上的失敗與空白。
守護歷史是香港人的共同責任，當然亦是兩代人的共同責任。關鍵是如何借用更多思想資源去建立「後六四」歷史觀，也要看兩個世代的香港人是否願意踏前一步。
參考書目／文章
Freud, Sigmund, “Mourning and melancholia” (1917)
Friedrich Nietzsche, “The Use and Abuse of History” (1874)
Judith Butler, “Violence, Mourning, Politics” (2004)
Walter Benjamin, “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1940)
Ilit Ferber, “Melancholy Philosophy: Freud and Benjamin” (2006)
香港大學學苑, 《香港民族論》(2014)
馬國明,《六四的歷史索引》(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