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特約報導）公民黨立法會議員楊岳橋，今年36歲，89年他7歲。他坐在立法會8樓的辦公室內，背後是直播議事堂情況的電視螢幕，他不時得回頭看看，是否要準備下去投票。
我的眼前是一個西裝筆挺的議員，沒想到當他就讀大學時，趁放假回港的機會加入支聯會青年組。
「華叔（司徒華）說要薪火相傳，所以當時我響應了。」楊岳橋一邊說一邊回憶起自己與六四的原點是甚麼。
小學禮堂裡的黑紗
回到楊岳橋的小學二年級，他記得六四那天一覺醒來，聽見電視播送的聲音提到「槍殺」、「殺人」，父母心情沉重，來到學校，高年級的學生別上黑紗，老師也是，並穿上黑衣。
「有老師在台上講話時哭了起來，我就知道那是一件很嚴重又很錯誤的事。」雖然他能夠見證六四屠殺發生，但年紀尚小未足以好好理解。直到他到加拿大讀中學，才有真正接觸這段民運歷史和屠殺前後經歷。他在唐人街的影碟店內買了美國導演卡瑪拍攝的紀錄片《天安門》（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回到宿舍一個人看，像他小時候見到的老師一樣邊看邊哭。
「由於加拿大中學到6月仍在考試，所以直到大學時我才能趁學期結束後，回到香港放假，同時第一次踏足維園的悼念晚會。」不但是第一次到維園，還是第一次聽聞支青組的成立，那時是2000年。那年的5月17日，司徒華動議「毋忘六四事件，平反八九民運」，議案在地方選區及選舉委員會過半數，但在功能團體未過半數，「六四事件」議案被否決。那年的六四悼念晚會主題是「民主二千薪火相傳」，維園內有45,000人，比十周年的70,000人相差不少。楊岳橋身處燭光人海之中，他第一次理解電視上見到的畫面，燭光的熱力、蠟滴在紙杯內、人們喊起口號、和唱民運歌曲。
所以他加入支青，來到在中大舉辦的迎新營。他記得趙恩來、周澄等人都有份籌備，司徒華來到迎新營分享他對薪火相傳的看法。而組員之間的討論，也圍繞如何令悼念六四不至中斷，如何令下一代繼續有不同渠道接觸六四的真相。不過，楊岳橋因為還需回到國外繼續學業，約兩屆的參與之後，就淡出支青組。他補充一點，悼念六四上其實每一代都有每一代遇到的挑戰。
攝於去年的六四公民黨街站
在北大的年月
曾經加入支青，對六四的對錯有深刻體會的楊岳橋，有一段在北京大學讀書的歲月。問到他最近還有沒有到大陸，他說除了立法會公務外，當選立法會議員後就鮮有到中國旅行。
當年來到北大，他腦海第一句浮現的話是：原來這就是王丹讀書的地方。北大以外，他走到天安門廣場上，眼前廣闊空間總與歷史相片中的群眾疊印起來，看見毛澤東像，想起魯德成、喻東嶽和余志堅；長安大街上的王維林和坦克也如是。在北大的憲法及行政法學碩士課程裡，他認識的教授和同學大多都對法制、法治有一定追求，同學之間，有人知道六四，有人則一無所知。課堂以外私底下的討論可以天南地北，他不會批評別人不知道六四便是無知，他理解這是中國當代的每個家庭不同的記憶與教育下一代的問題。
記憶需要彼此守護
「華叔提出薪火相傳，其實有先見之明。」不難發現，楊岳橋形像年青，並曾經在2016年新界東立法會補選，和本土派的梁天琦交手多次，應接觸不少本土思潮，甚至年輕人的想法。
他笑說：又不僅限於2016年。回歸以來，香港作為在五星旗之下仍能公開悼念六四的地方，本身已是很大控訴。然而每代人有每代人關心的東西，參與程度也有分別，「我不會怪別人沒良心，我會盡我所能去說服對方六四和香港息息相關。對錯很重要，當六四的難屬『被旅行』沒法悼念自己親人，香港人的支持是有用的。」
「有人說六四是鄰國發生的事，不過六四的出現與基本法有關。89年2月發佈的基本法第二稿，指回歸後第三屆政府可實行普選，接近全民公投的形式，連23條也不算太辣；六四後去到第三稿就完全不是這回事。」
梁文道曾有篇文章〈我們守護記憶，直到最後一人〉談六四與守護記憶。中共有龐大的資源，經常想淡化人民的記憶，而事實上人民雖不至於集體失憶，但記憶本身可能也要所有人幫忙提點。
楊岳橋對現今年青人質疑悼念的重要，甚至對六四一知半解，保持著一份審慎樂觀。他說，成年人和年青人需要做的是衡量得失，如果他聽聞有人不想去悼念，他會可惜但尊重他人的意願；香港很自由，悼念與否是個人選擇，當有人猶豫，他會希望說服到別人參與，而就算說服失敗，他認為選擇記住六四的人本身就有份韌性，不會輕言放棄，「今年不行，下年再來。」
記者：陳子雲
攝影：麥馬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