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三月，安徒發表了一篇文章〈階級政治：被壓抑的回返？〉，一面感嘆過去曾經成功的「中產與基層結盟」，因中產論述之真空及難以回答新形勢，而「瀕於崩壞」，另一面呼喚大家「重新想像新的共同體政治願景」，但這需要大家「提升對階級問題的分析力和敏感度」才行 — 不過安徒未有解釋為何有這個需要。我就狗尾續貂，提出個人看法。
中產論述風光一時
正如安徒說，「階級政治因其『左膠』污名而差不多成了禁忌」。安徒不怕污名而去討論，誠然難得。不過，如果回顧一點香港卅年史，某種階級政治其實很流行，無人顧忌，那就是「中產階級」政治。工運政治才是多少污名化或至少備受忽視的階級政治。從前如果有人用「工人階級」四字，都會被譏笑為過時。反之，中產階級政治成為後來泛民的「指導思想」，且在主權交接的大繁榮時期成為顯學。中產階級政治，簡言之，就是這樣的公式：資本主義發展 → 社會中產化 → 中產成為民主先驅 → 避免了階級鬥爭 → 社會繁榮民主。
這套現代化理論，今天連西方都普遍被質疑，因為資本主義的長期趨勢不是中產化，而是兩極化。當今許多被歸類為中產的職業，一樣沒有起碼的就業及尊嚴的保障。從過勞的公共醫生，到忽然失業的大學講師，都是如此。即使他們薪酬比較高，仍是僱傭勞動者，老闆喜歡的話可以迫你加班沒補水，也可以隨時炒你魷魚。零散化不只影響低下階層，而且影響很多被視為中產的職業。有一篇報道〈講師尋洗碗工只為教下去：因為我蠢囉！〉就是講一位兼職大學講師 Rachel 的故事。面對這個現實，中產專業也往往要去找工會。之前這些中等收入者不會覺得自己需要工會，更不用說工人政黨。因為他們覺得自己不是一般打工族了，是專業人士了，幹嘛我要參加工會。現在呢，情況已經逆轉。這些逐漸被官商統治集團拋棄的中產，需要抗爭性工會。另一方面，工會運動也需要新血補充。什麼時候被遺棄的中產背叛那個「自豪中產」的標籤，重新在思想上加入勞動者階級，什麼時候香港民運和工運才有希望。
上述理由不足夠使被遺棄中產拋棄「中產階級政治」的話，還有第二個理由。把中產論述放到香港，其實更加經不住歷史考驗。香港是殖民地，本來是什麼階級都不會出頭，除了「高等華人」。香港在 1980 年代開始，居然也讓不少中產出頭，於是泛民中人頓然自滿起來，以為自己真有能力慢慢說服第二個宗主國也逐步讓自己分享權力；焉知道，第一個宗主國，只是出於地緣政治需要而在撤退前讓上層中產出頭而已，並非泛民自己有何能耐。所以第二個宗主國一旦翻臉，他們就無還手之力。所以現在這種中產階級論述當然更「難以回答新形勢」了。
打工階級的力量
在資本主義日益兩極化而非中產化的事實面前，在中共徹底翻臉之後，我們的確需要一種新的階級政治。不多不少，就是需要工人階級政治。這種階級政治，剛好也是大多數人的政治，因為僱傭勞動者既是勞動人口的絕大多數，連同其家庭也是總人口的絕大多數。其次，勞動者更加是唯一能使資本增值的、活的「生產要素」，沒有它資本主義就要停擺。數量及質量上的優勢，是工人階級政治舉足輕重的原因，若民主運動與工運結盟，便成最強的反專制力量。所以工人階級政治更不應被污名化或被忽略。但中產論述通常都看不起工人，只把自己視為當然的參政者，普羅市民呢，只是在選舉的時候才對泛民有用。
中產論者這時會說，工人何曾是勞動人口大多數？勞動人口中有很多人入息超出工資中位數很多，這些是中產，不是工人。早在 1980 年代，有人便把「合格護士、工程技術員、中學教師、社會工作者」等等統統認作「中產階級」。在方法上這是典型的韋伯式階級分析，即按收入多寡分出階級，也自然可以把護士從工人階級拉出來，變成「中產」。然而，凡事都有不同角度。上述「階級分析」的標準只量度收入上的程度差異，而無法顯示本質差異，即這些被列入「中產」的人，仍然是僱傭勞動者，因為：
一、其父母並無積累足夠財產，所以自己成長後不打工就無法維生；
二、打工的工資收入即使稍高亦通常無法累積資本而成為資本家；
三、其勞動過程非自己作主，而是受命於雇主，因此其勞動必是異化勞動；
四、由於上述原因，他們便有了作為僱員而同雇主相對立的共同利益。在資本主義走下坡路的時候這尤其明顯。
僱員階級在工資上當然彼此有程度差異，因而會有利益上及立場上的差異，說明了工人階級不是鐵板一塊。但不可因有程度上的差異，而否定大家都是受僱者的共同本質。正是從這個本質，引申出工人階級在資本主義運作中的關鍵作用，他們亦因此具備集體能力去爭取其共同利益。其次，絕大部分工人階級不像上層中產那樣可以移民，所以面對專制政權，除非做臣民，否則只有支持民主奮鬥。再往上追溯，國際工運史顯示工運從來都是民主旗手，因為民主制度才符合工人階級作為社會大多數的客觀的及歷史的利益。
階級與政治
許多東西沒有階級性，但政治從來都有階級性，首先就有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之別。孟子早就說過「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近代意大利政治學家墨斯卡（Gaetano Mosca）則提出了政治階級（political class）這個概念。這個詞與「精英」一詞意義差不多。他認為政治的統治權一定由一個以政治為職業的「政治階級」所掌握。即使有了代議民主制，也不能改變這個事實，不能真正做到讓勞動階級也分享政治權力，最多就是，代議制比較貴族制能夠容許若干能幹的下層人向上流動而已。[1] 有了政治階級，便必然有階級政治—即政治精英們的「治術」。
但「階級政治」並不限於統治者。在「人民」之中，除了打工族，還有學生，有上層中產（自由職業的專業人士），有小資，有農民，也有各種邊沿社群/族裔。各個被統治階級，由於各自存在利益差異，因而彼此在回應「政治階級」的治術的時候，便同樣有了差異，構成了彼此不同的政治藍圖/路線。上層中產面對專制，傾向妥協、移民而不是抗爭。下層市民不能移民，則其選擇便和上層中產不同—至少，就不會/不應接受功能團體選舉這種反人民的選舉制度。現在對港人的最大政治考驗，就是大家最終又能否求同存異，明白到儘管各自不同社群，但大家又面對一個共同的、強大的對手，所以應該盡量聯合對抗專制。然而，今天要建設這樣的聯盟，首先要撥亂反正，恢復工人階級的應有地位，不能再讓他們被壓在底層。
標舉工人階級政治並不否定其他身份爭取平等待遇。人有很多重身份，彼此不能互相化約。但「僱傭勞動者」這個身份，無論如何存在且極為重要，可是過去無論是財閥官商，還是上層中產，都總是壓抑或者忽視僱傭勞動者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權利。民主共同體不可只有工人階級元素；反過來，亦不可沒有這個元素，不可以像過去那樣將之壓抑或忽略。
Rachel 的選擇
其次，打工族自己也有必要認清彼此的共同利益，認清自己作為社會大多數的責任。如果打工族無法合群為力，那就無所謂「新的共同體」。在這裡，收入稍高及較有知識的打工族有特別責任。他們若停止視上流中產為同路人，若改而視其他收入較低的體力/腦力勞動者為自己同路人，二者結合，便成為社會最大的改革力量。什麼時候無數個 Rachel 都有了「工人階級政治自覺性」，什麼時候那個「新的共同體政治願景」才有眉目。
或者，「工人階級政治」，和「中產階級政治」一樣，都只是好夢一場？最近街工頻臨分裂，似乎說明香港工運只有厄運，沒有好運。此文下集將繼續分析街工危機與工運前景。
[注 1] 不久前在另一文提到另一個意大利人 Robert Michels 的「寡頭鐵律」（Iron Law of Oligarchy）。他相信，一切政黨無論其最初如何民主，最後都擺脫不了變為官僚寡頭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