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納粹「合法」地篡奪威瑪德國，法學便出現合法性（Legality）與正當性（Legitimacy）之爭，經久不息。
後人批判威瑪德國的法治，標榜「價值中立」，只求維護秩序，不問政治動機。看似公正，卻忽略了法治背後必須有政治價值。
因為當威權「合法」取得權柄，法律為其所用，只重「合法性」的法治，除了臣服，抗拒無從。
「我告訴你們，一旦我合法地獲得政權。。。許多政治領導將合法地離開。」
希特拉
「（納粹／共黨）進入合法性的大門之後關閉此扇大門，那些在門外猛敲大門的政治反對黨，則被當作普通刑事罪犯。」
卡爾．施密特《合法性和正當性》
作為公法巨擘，施密特點出法律不只有表面的功能，背後尚有價值為規範，例如「國家權力來自人民」根本不是法律用語，而是何謂正義的政治決斷。
「按照法治原則，立法機關本身有著天然的優勢。。。（立法與行政）兩方面共同起作用，很容易將這種優勢變成一種不受約束，不受監督的專制主義。」
卡爾．施密特《憲法學說》
若法律徒具表面，沒有是非對錯的根本決斷，看似平等地對待不同政見，但納粹和共黨都拒絕憲政限權，法律不過是他們攫取權力的緣飾和手段。
當他們得勢，坐擁立法與行政，「法治」只能因循而淪為其工具－－因為一切都是「合法」的。
《合法性和正當性》本來是施密特反納粹，反共黨的「神預言」。但當警告成真，納粹獲勝，施密特便成他批判的對象，唯命是從，無力與抗，變節淪為納粹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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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在西九法院和高等法院，親聆郭偉健和彭寶琴法官宣判，都引用英國法官的話，拒絕任何政治背景的辯護：
一、背離多元文明社會的互相尊重和對話；
一、防止法律掌握在個別政見的人手中，對個別政見的人有利；
三、社會總有一些真誠而固執的人，將其意願強加於社會其他人，法律不能容忍。
（大意）
嘗蒙識者見告，諸官判案雖重，但學養亦嚴，所援引的法官判辭，皆屬公道灼見。
故筆者立誓在有生之年，如有法官援引那些英國法官的話，對付香港政府，恢復一眾 DQ 議員的資格，筆者願意 90 度鞠躬，真誠地向該位法官謝罪道歉。
以上絕非轉移視線。掌權者不就是「一些真誠而固執的人」？他們真心覺得自己為香港好，不惜「背離多元文明社會的互相尊重和對話」，「將其意願強加於社會其他人」。
我們已受傷幾十年，能否尋找司法救濟？不可以，他們已掌握國家政權，已「合法」對取得暴力的壟斷。
啊你在談韋伯的定義？不可以，法庭不容許「走後門」，不會加入政治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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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的保守派每每援引拉茲，傾向「合法性」的他對法治立下較窄定義，認為法治不涉民主等其他正義。
然而脫離背景的挪用橘化為枳。英美法治繼受自由主義的憲政傳統，「正當性」的問題早獲解決，故其法治才專注「合法性」，規範行政與司法的「自由裁量權」，如非必要，不得自行造法，便宜行事。無論執法與判案，皆須尊重「國會至上」的人民意志。
「合法性」與「正當性」孰輕孰重？卡爾．施密特過重「正當性」，一切訴諸民族的主觀意志，容易令政體滑向古代雅典、法國大革命、納粹德國的多數人暴政。
但只有「合法性」而沒有「正當性」，流於表面的「法治」，只會成為專制最忠實的僕人。
97 後的香港，就像威瑪德國，分別只在於獲勝者是共黨。
筆者不忍武力抗爭，但當司法坐視緘默，除了抗爭之外，如何挽救「正當性」的缺失？每一個香港人，每一個法律人都要面對此問題。
後者還有多一道問題：就是在只有「合法性」而沒有「正當性」的香港，如何不助紂為虐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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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高院，群眾聞判嘩然，記者急速打字，但我什麼都寫不到，頹然在大堂無止境地踱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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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攝於沙田大會堂，梁天琦面對喪失參選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