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工運過去幾十年遭逢三次挫折：一大挫於六七暴動；二挫於後現代主義思潮；三挫於泛民中產路線。街工在後兩次挫折中都適逢其會。
1991 年街工梁耀忠參選前後，街工發生分裂。梁在他的自傳《我固執而持久地，過這種生活》中這樣寫：
「1991 年立法局選舉一役之後，許多朋友和同事都相繼退出或離開。會員人數從 2、30 人降至 4、5 人。」不過對於分裂原因卻無隻字交代。
第一次分裂的真相
梁議員的主要助手，最近就街工與勞工組的分歧而接受訪問，被訪問者問到他 1991 年不是也曾經從街工分裂出來嗎？他就解釋當年分裂是因為梁議員反對他們「引入當時最前衛的概念，像台灣的民間社會概念、民間議會、性別反省、環境運動與基層結合等等」。
這個陳述由於只是事實的小部分，所以誤導。當年以這位助手為首的街工反對派的「前衛概念」背後，還有一連串的政治哲學和政治立場：
- 主張後現代主義，所以當時街工反對派便主張一條「後街工路線」；
- 提倡「民間社會理論」，發展合作社，否定政治鬥爭／參選；
- 受「身份政治」影響，把「資本主義」和「工人階級」等等「大論述」一概否定掉，再用「解構」的方法，尋覓新的特殊身份，來替代「工運」作為新抗爭主體。
公道地講，這群人之中恐怕並非每個人都同意對方的詮釋，反而相當混沌。但混沌中倒有一個清晰的共同反對意見，即反對街工參選，反對街工組織工人進行經濟及政治抗爭。其次，所有上述思潮，早在一個較大的學術和學生圈子裡已經流行，街工反對派不過其中一環。如果有值得留意之處，則在於街工當時算是工運團體，亦受分裂打擊最深。[註]
這些主張，要放在柏林圍牆倒下之後的全球性政治轉向，就是否定「社會主義」、「左翼」之餘，有時連工運也否定。街工反對派的主力當時都參與了一份叫《民間抗爭》的刊物，而刊物的主調，都是質疑／反對 1991 年（第一次直選）參選。在他們影響下，當時一些大學學生針對殖民政府的「投票就是力量」的宣傳，主張杯葛選舉，進行「投票不是力量」的反宣傳。這才是當時街工分裂的背後大環境。
從杯葛選舉到支持選舉
《民間抗爭》之後，陸續出現了《兩間》、《基進論壇》等同類刊物。其中一篇文章力陳資本主義有了新發展，令到國家機器出現了不確定性，足以使到「民間社會」不用參選、進入「建制」，也可以發揮民間變革國家的力量。當時我為文質疑，用外國這套理論硬套在面對中共的香港，是否妥當？在香港即將回歸中共統治，而中共的國家機器高度壓迫、這點絲毫沒有不確定性。在這個時刻卻來大談國家機器不確定性，有何好處？如何能夠引導港人面對中共？
當時那個後現代／反政治的民間社會流派，不是右派，也批判各種「權力」，但當時客觀上是順應著柏林圍牆倒下之後的全球性右轉後那種否定工運的思潮的。他們當然也有合理一面，多次指出議會政治的保守作用。但是，以為拒絕選舉／杯葛選舉，就可以避免被腐蝕，就未免太天真了。我還記得當時一位街工老朋友劈頭說過：不參選一樣可以腐化！
嚴格來說，當時這種思潮雖云從外國引介，究竟有幾多算得上引述正確，又有幾多是自己詮釋，頗屬疑問，所以適宜在上述思潮的名稱上加上「港版」兩字，例如港版後現代主義，港版民間社會論等等。有趣的是，當年主催者現在都似乎避免提及這些港版思潮。所以才會出現那位助手大談當年分裂卻無一字提及那場思潮及杯葛選舉的立場。反過來，這次分裂倒也的確顯露出梁議員的優點，即使遭此大挫，依然非常努力去服務社區。
從前是從前，現在是現在。從前主張過這些思潮的人，今日的想法恐怕亦大異於當初了吧。尤其當時許多還是年輕人，年輕人嘛，好處就是探求新鮮嘛。連那位梁議員助手現在也說：唉我們現代化都未做到，講什麼後現代！真是世界輪流轉，當時一力分裂街工的他，2007 年回去街工做梁議員的助手了，這次不是否定參選，而是努力協助梁議員競選，完全回歸梁議員的議會路線了。大概為此，所以兩人此後都沒再提及過 1991 年後的分裂真相。
不過 2007 年已經是大不一樣的香港了。一國兩制、循序漸進得到普選、繁榮安定、人人有機會往上流動等等香港「擎天柱」已經出現裂痕。政治地殼已經在深層積聚壓力，很快便會衝擊泛民以及追隨它的街工。之前一切好像行之有效的做法，很快便敗象紛呈。
工運其表，泛民其裏
香港的「獨立工運」，一向只獨立於保皇黨／北京，不獨立於泛民路線。事實上，長期以來工運團體都心甘情願地把大阿哥位置留給泛民中產，亦從未在論述上質疑中產階級的政治。街工的梁議員更加一向只是泛民中的最小夥伴，在政治主張上基本追隨泛民，和後者一樣迷信基本法／一國兩制／循序漸進爭普選，一樣主張「齋普選」（即沒有社會全面變革的藍圖的普選要求）。
傘運本來是泛民以至街工重新出發的好機會，不過兩者都沒有把握機會。當時街工內部的「健康力量」全力參與，發動了五一社區公投，也組織了街坊參與商討佔中。我當時也有參加，事後在主場新聞寫了普羅民主的萌芽的報導：
「前天街工舉辦佔中商討，討論之熱烈，令人意外。首先會令梁振英害怕的，是街坊對現政府的憤恨。但更重要的是，市民的民主覺醒。那些街坊都是普通打工族，婆婆，師奶。在分組討論時大部分都侃侃而談，聽得出是他們自己經過長期觀察，吸收，思考之後的己見。」
任何支持民主支持工運的人，見到有同事／會員做到這樣的成績，自應高興和全力支持。這些人才代表未來，一個雖支持參選但不忘社會抗爭才是主調的未來，不忘勞動階級應全力站在政治鬥爭前線的未來。但是梁議員卻並非如此。到了傘運爆發，梁議員更害怕支持佔領會影響自己選票，而不願支持佔領的會員和同事在自己選區宣傳佔領。梁議員在傘運前後亦緊隨泛民，沒有積極支持學生佔領，而是反覆勸退。勸退不一定錯，但請問出路何在？對不起，他沒有。然後，在傘運之後他仍然主張「重啟政改」。從此梁議員開始走入歷史，也埋下後來街工分裂危機的種子，演變成泛民工運還是獨立工運的對決。
即使是梁議員主打的勞工政策，其實也保守，幾乎沒有任何遠見，更遑論制度改變的願景。梁議員及其助手當年其實對最低工資的倡議抵抗了很久，居然拿出一個只有右派才會主張的「理由」（「最低工資會變最高工資」）。雖然他最終改變了，但那是為追隨大勢，而不是經過深刻反思。
梁議員當年參選，我認為本身沒有錯。關鍵的是他用什麼「工運」路線來參選以及想在議會做什麼。多年的實踐證明，他的路線是典型議會迷路線：一切靠議會，一切通過議會；社會運動最多只起輔助作用。事實上，梁議員的主要興趣是在議會議政，在社區為街坊／工人做社工，然後選舉時要求後者以選票回報。如此而已。這些工作有其自身價值，但是就連繫不上什麼運動與變革社會的視野了。有之，是其他同事／會員的功勞。但長此以往的結果，就是：梁議員個人相當成功（至少直到近年都成功），可說早已成為「政治階級」的一員了。但工運呢，就難講了。
工運本來的歷史任務，它的「階級政治」，就是徹底廢除「政治階級」，實現真正民主。不是一蹴而就，但至少不是反其道而行。所以工運本應在每個階段上，都成為民主運動和社會進步的先行者。在本地情況，堅持立即普選和民主自決是起碼，堅定反對什麼功能選舉以及「循序漸進」，是起碼立場，且應該在運動出現高潮時全力投入。功能選舉擺明就是歧視勞動人民、偏袒豪強的制度。工運議員即使暫時沒有力量杯葛功能選舉，或甚而參選，也要不忘記號召現在就要普選。古羅馬的元老院議員 Cato，每次在議會演講，不論議程為何，例必以「消滅迦太基！」作結—迦太基是羅馬死敵。我看，香港工運議員也應當在每次議會演講後，都以「消滅功能選舉，立即實現普選！」作結。
或云，梁議員本來就不是搞什麼政治，他只是搞勞工服務和工會。但就是在工會路線上，梁議員也實踐著和國際經驗相反的方針。國際上的工會及其職員，都是首先依靠自己會費，自資自助，而不是依靠議員；相反，往往是工會捐款支持他們認許的政黨（如美國總工會捐款支持民主黨，或英國總工會捐款支持工黨），希望以此施加政治影響。但街工除了在最早期之外，基本上是議員養活勞工幹事，靠他們再去支持工會。這在初期可以理解，但接著便應以此為槓桿，促進自主自為的工會。這不容易。但捨此正途，梁議員也逐漸地從代表基層會員，變成高踞於基層會員之上了，會員連財政真相也難以知曉。全世界都知道，什麼會員大會，最後仍是梁議員說了算的。但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如果梁議員落選，他的街工還剩下什麼？
政治階級還是勞動階級？
再加上梁議員本人能力不足，那麼發生前年的「選舉主席」的不幸事件，亦非意外了。我當時為文評論，沒有譴責他，而是著重指出路線問題，因為最後來說，他當時的表現，除了暴露出能力問題外，更暴露出自己在思想上及心理上已經被舊有制度收編的情況，才會毫不質疑立法會秘書處的建議，才會視保皇派議員只是「同事」。
梁議員早就不是和勞動階級一條船了，但街工過去一直多少發揮正面作用，靠的是一批願意獻身於工運的組織者—很多人一聽到工運就避之則吉，唯獨他們卻多年奉獻。今天梁議員若真要逼走勞工組，只能表示街工靈魂已死，只剩軀殼。
街工成立時，我鼓勵過朋友參加。之後我也經常被邀講課。我雖然對梁議員不寄厚望，但街工客觀上由於有不少獻身工運的朋友而總在發揮多少進步作用，所以廿年來我亦多次票投梁議員，亦從未公開批評過他。但似乎現在又要走到一個政治交叉點了。
街工的危機，代表了安徒所謂「中產與基層結盟」中的那個「基層」，由於沒有工人階級的政治獨立性，只知尾隨老泛民，最後亦隨老泛民的思想老化而衰微。但上層中產是一個大社群，所以老泛民亦始終會有相當支持。作為老泛民的小伙伴的街工，並沒有這個本錢。
街工垂死了，希望梁議員能夠以一念之仁，回頭是岸。不過，即使街工最終要死亡，工運變革社會的靈魂不會死。因為，終究財閥和官僚的貪欲是沒有止境的，因此對絕大多數人民的剝削和壓迫不會有止境，除非工運及其他社運起而抗爭。2011 年佔領華爾街的時候，有一個口號「99% 還是 1%」，意謂在財閥統治的世界，人民要建設最廣泛的抗爭聯盟。今天無論中港，正需要重新召喚工人階級的政治，建設這樣的廣泛聯盟。
註：本文難以評論那場思潮。有關筆者對此思潮的看法，可參看當時及之後筆者有關後現代主義的評論及譯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