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按針
一直以來，夢人們一直堅信，或者說志在能夠改變大眾對法律的理解。我們將一些乍看上去艱深難懂的條文或是判詞加以闡釋解讀，解釋法庭為甚麼會這樣作出判決／判刑，令大家可討論法庭的運作。發表一下我們這班乳臭未乾的夢人的小小我見，希望能夠有助於讓大眾在每日的新聞頭條之外，也可以理解到每一件法律事件背後的法治含意，來討論我城所需的法律制度。
近日看到社會對法庭案件的評論中，我們見到多了以純粹洩憤為主的人身攻擊或是武斷偏見，這些是不論政治立場均可見到的。這些狂言不禁令人深思：無論是出於何種心態，無論是站在哪種立場，諸如此類的指摘或是謾罵對社會的進步、對法治的發展、甚至對被殃及的當事人，真的有幫助嗎？當以後有一天民主的香港到來時，我們又對法庭有什麼期待？
香港一向以法治聞名，三權之中，公眾普遍對司法持有較高的認可度和尊重，但是近年來，每逢社運/政治案件判決公佈，無論是哪一邊，幾乎是一定會帶來強烈的批評和攻擊，其中更多以對法官、律師、主控官的起底或人身攻擊為主。問題是，往日司法制度的威嚴和公信力似乎正在一點點褪去，箇中原因有多少是出於法官或是律師身上呢？
行政立法淪陷之下 司法機構位置尷尬
香港的「三權分立」之中，行政通常是首當其衝被民眾批評的，不但因為行政是與市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也是因為其權力過大，一權獨大。至於立法，立法機關失效，不能發揮及時立法辯論議政的功能，不但欠缺制衡政府張牙舞爪的權力，代表民眾的議員提出法律改革的空間也不過聊勝於無，法律條文的更新根本追不上甚至反應不出社會的變遷。
當政府濫用權力忽視民意，而過時的法律不僅不能解決現有的社會問題，反而引發出更多矛盾之後，這一切棘手的問題，不得不交予司法這一最後的關口來處理的時候，可想而知，法庭是被擺在了一個怎樣尷尬的位置。
這幾天，特別是關於梁天琦的判刑，夢人們都有一點零碎的討論，因為不斷有不同的人問我們的看法，但我們不能，亦沒有資格斬釘截鐵地給出一個非黑即白的答案。但我們希望藉此機會，與大家討論一個永恆的話題：大眾到底希望法庭做些甚麼？
以社運案件為例，如果在判刑前，法官在判詞中處處表明理解甚至肯定被告的動機，不過判刑結果依舊，對於被告或是支持者而言，是否有實質的分別？
如果有判決裁定社運人士無罪，法庭在高牆與雞蛋之間站在了雞蛋的一邊，但事實上卻是明顯違背法理，那麼是否又是一個可以接受的結果？ 如果一味追求“法律中的人情”，那麼既然今天可以不理法律甩你，明天亦可以不理法律直接釘你，我們要的是不是這樣的法庭？雖然我們或會認同法治的其中一個目標是以法達義，但若然法庭作為行使公權力的司法機關，連有法必依都無法做到，那我們又會否認為這樣的法庭能踐行法治？能隨時隨其喜好偏離法律的法庭，又豈非另類專權？這樣的法庭執行這樣的「公義」，其實真的很雞蛋，彈指可破。
事實上，在任何政治體制之下，本質被動的司法機關都難免被動被另外兩權牽著走。當政治制度越趨專權，被法律原則綁死的法庭，很多時候只能在有限的裁量空間內，減少助紂爲虐的程度（若然法庭願意的話）。然而，單是執法者、檢控者對誰執法，法庭就已經沒有控制權。舉例來說，近日坊間其中一個討論焦點正正就是為何梁天琦遭重判，而一些其他人（例如警察）卻能夠倖免於檢控 – – 而選擇性執法和檢控，不幸地在我們的法律制度和原則之下，正是法庭難有空間介入的決定。如果大眾因此對司法制度出現信心危機，這不能說是無的放矢，但也未必能夠歸咎法庭。
僅餘的自主權 法官們怎樣運用？
當然，我們並不是說，因為成文法律定下了 ABC 大原則，法庭執行 ABC 時就可以完全免於任何批判。
例如於量刑方面，司法機關一般不像其他情況般被動，被執法者或檢控牽著走。成文法律一般只會訂下一項罪行的最高刑罰，而法庭在遵守過往案例訂下的原則之前題下，仍在制訂整體量刑政策上有極大的空間。在個別罪行和案件中，量刑政策甚至沒有明確的數字方程，令法庭針對案情作不同判刑考慮的空間更闊。
我們認為，法庭其中最值得備受批判的其中一方面，正正是法庭如何行使它在法律之下的自主權和裁量權。
我們會問，到現在為止，法庭把這自主權用對了嗎？或許還沒有。 例如，由《周諾恆案》、《黃之鋒案》到今次《梁天琦案》，法庭一直說只要使用暴力就不可能有任何輕判 —— 這句話在民主自由社會當然真確，但在香港的情況下是否必然正確的理解呢？是否法庭面對明顯有政治背景的示威案件，就絕對只能採取重判、阻嚇的量刑政策？
如果我們的回答是「即使牽涉不太過分的暴力，法庭也應該考慮他們是出於真誠政治信念」，那我們也必須接受法官一般來說沒有甚麼正統性（legitimacy）裁斷政治信念誰對誰錯。那就是說，不同意見的示威者也會得到減刑。但這又有沒有限制呢？是不是任何政治意見都有同樣值得尊重呢？
以上種種都是值得思考的問題，並不是一句「暴力當然要重判」就能解答得到。法庭常說要給予社會一個不能使用暴力的「訊息」，但到了引起暴力的根源、社會上權力日趨不平衡、民主制度日趨崩壞的問題，法庭卻沒有任何給予「訊息」，而事實上法庭也根本難以處理。社會因此對法庭、對法治失去信心。此事未必完全能夠歸咎於法庭，卻也不能單靠維護法庭尊嚴解決。
結語
有人說法治是香港的最後一道防線，有險可守，但或許法治從來就不是靠自身、靠法庭、靠律師就能夠築起的一道防線。我們仍然相信法治，但法治始終只是公義的其中一環，當其他種種制度都崩壞的時候，我們還能夠如何守護法治呢？
本文非慣常的法律分析文，純粹是筆者在這幾日的感受，看有誰共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