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刊於2018年6月17日星期日明報，下文略作增刪。）
很多人看到法國1968年5月的學生和工人運動前所未見地激烈，甚至會用暴動來形容。當時知識界的大人物沙特(Jean-Paul Sartre)、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拉康(Jacques Lacan)和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等，曾發表聯署信聲援學生運動。他們強調：
「如果人們看不到這場運動正在尋找什麼，當中有什麼重要議題，就實在是可恥的。這場運動的重點是用盡一切辦法，擺脫異化的秩序。（⋯⋯）我們怪責某些運動形式很暴力，其實它們是對龐大暴力的反擊，靠這些龐大暴力庇護，大部份當代社會才得以保存，警察的野蠻行徑，不過泄露出背後的龐大暴力。如果人們不理解此點，實在是可恥的。」
擺脫壓逼人性的秩序，拒絕制度暴力，可說是「68年五月」(mai 68)的基本宗旨。五十年過去了，1968年後出生的一代人重新發掘「68年五月」的歷史和意義。新生代歷史學家博典尼(Ludivine Bantigny)年初出版新作《1968——早上的美好夜晚》(1968. De grands soirs en petits matins)，用相當客觀和抽離的角度，重新探討法國當代史中這件無法迴避的事件。我們談談此書其中三個有趣的觀點，藉此回望這段振奮的歷史，從中抽取一些教訓。
六七運動此起彼伏
第一，博典尼認為68年五月固然是動搖整個國家的重要事件，但我們不應視之為突然而起，全無徵兆。早在1967年，法國已經出現各種社會運動，特別是工人、農民和年青人早已十分不滿戴高樂政府。在1967年，經濟學家已經指出，法國經濟走下坡，國內和國外市場萎縮，特別是紡織業重創。主因是歐洲經濟共同體和美國有共識，減低紡織物的關稅，令法國紡織業面臨嚴峻的競爭。在1967年底，當時東北部的工業重鎮隆維（Longwy）25歲以下青年失業急升，前兩年只佔整體求職人數25%，現在升至50%。面對劇烈的國際競爭，來自西班牙的獵槍、匈牙利的單車、德國的鐵器、意大利的機械和捷克的農業設備等，整個法國北部的工業受到打擊，40%求職人士都是25歲以下青年。來自香港、日本、東歐和意大利的優質針織物，令法國多所紡織廠倒閉。普遍市民亦不滿工資增長緩慢，1964至1967年間，工資增長不超過3%，較之前數年的5%為低，農民的收入更低，完全抵消不了通脹。
可以說，工人和農民的不滿始自歐洲一體化和全球化。法國加入歐洲共同市場後，整個六十年代農民和工人的運動有增無減。農業為主的西部，在1964年2月19日，有近八萬人聚集在南特(Nantes)抗議，要求保障就業和生活。在1967年，多次農民示威演化為衝突，示威者築起街壘和警察對峙。當時農民喊出口號：「我們不要兩個歐洲，富人和窮人的歐洲」對歐洲一體化的不滿，直至今天一直存在。踏入1968年，工人和農民的抗議越趨激烈。3月11日，法國西北部工業城鎮雷東(Redon)就發生了震撼的警民衝突，警方派出1500名警察鎮壓4000人的抗議。這次衝突激發不少工業城鎮抗議和罷工，可說預演了「68年五月」。
政府漠視社會訴求
當時法國大學生亦十分不滿戴高樂政府，而政府暴力遏制正好激化了學生運動。在1967年11月，巴黎西面的南泰爾(Nanterre)大學學生就發起罷課，抗議大學篩選學生入學，同時反對大學宿舍嚴格的規條，例如男女生不能互訪宿舍，可見年青一代不想再活在家長制的社會裡。接下來，其他城市如克勒蒙費朗（Clermont-Ferrand）和南特等大學陸續發起罷課。1968年3月6日，南特大學的學生集會期間，警方入場暴力驅散，造成多人受傷，學生當時喊出的口號就是「自由組織生活」，預視了「68年五月」的精神，要自治不要權威。由此可見，「68年五月」來自政府沒有認真回應工人、農民和年青人的訴求。博典尼指出，60年代年青人反抗政府和權威主義的文化是普遍現象，但「法國五月」的特點在於學生、農民和工人聯合起來，以致運動擴展成法國戰後最大規模的反抗，這種聯合歸工於工會長期組織和學生運動左傾。要數「68年五月」的學生代表，法國人一定會想起丹尼爾．孔-本迪(Daniel Cohn-Bendit)。他是南泰爾大學社會系學生，年青已有政治啟蒙，主張學生和工人聯合，反抗社會壓逼。在1968年3月22日的抗議裡就曾發表一段十分理想主義的言論：
「我們拒絕成為跟社會現實割裂的博學之人。我們拒絕被領導階級為自己的利益而利用。我們希望撤銷執行、思考和管理工作之間的分隔。我們希望建立一個沒有階級的社會，你們的抗爭是一樣的。」
國際主義全球團結
第二，博典尼認為「68年五月」鮮明特點是國際主義，突破1967年至1968年五月前的運動視野。國際主義的意思是運動表達對國際議題的關注，同時跟外國的運動有所聯繫，形成前所未有的民間國際團結。國際議題方面，最重要莫過於越戰。自1965年起，反越戰逐漸成為法國社會的關注，各式各樣的反越戰組織成立。1968年19日至21日，學生組織舉辦了三天的活動，呼籲大眾關注越戰，參加政治辯論，地點正在左岸的聖米歇爾大道（Boulevard Saint-Michel），當時眾集了五千人。這地區今天是遊客必到的地區，索邦大學就在附近，五月三日的學生示威和警察衝突，就在這個地區發生。當時反越戰是全球運動，法國學生十分支持外國反越戰運動，同情因警察鎮壓而死的學生，極之怨恨警察暴力，例如在1967 年德國青年本諾．歐內索格（Benno Ohnesorg）抗議伊朗國王訪問德國，被警察槍殺，1967年捷克學生抗議捷共總書記（Antonín Novotný）遊行遭到鎮壓。部份左傾學生，更視中國和古巴實現真正的革命，改變了西方社會無法改變的資本主義。我們記得，在五月佔領索邦大學期間，有學生把列寧和毛澤東的照片貼在校園裡，實在是罕見的景像。雖然他們是否充份掌握外國的實際情況，有待商榷，但至少他們追求富有想像力的政治，有力地挑戰了權威主義和僵化的價值觀。
學運超越個人主義
除了關注國際議題外，當時不少學生和外國學生運動有所聯繫，更會互相邀請出席對方的集會。德國和比利時的學生運動活躍份子都到了法國來聲援，英國艾塞克斯大學( Essex University)被學生佔領了六個星期，部份學生到了法國，參與五月17日的學生支持工人罷工的遊行。博典尼翻查政府檔案，發現在五月幾次的大規模衝突裡，許多被捕人士都有其他社會運動經驗，特別是反對法國鎮壓阿爾及利亞獨立運動。當時有工會（CFDT）和學生要求給予移民法國國藉，例如1968年4月25日在圖盧茲(Toulouse)舉行的遊行，就提出「我們全都是外國人」的口號，要求改善外國學生和勞工的待遇。當時大部份外來的勞動人口都是工人，1968年七個工人當中就有一個是來自亞爾及利亞的移民。
雖然「68年五月」的學生並不特別標舉知識份子或理論觀念為綱領，但恰好印證了馬庫色(Herbert Marcuse)對反抗運動的看法。他認為「自此每場反抗運動只能在全球框架裡為自己找到定位」，而且工人不再必然是運動的主體，學生、女性和各式各樣受壓逼的人，都會是反抗運動的基礎，由此建立廣泛的團結。反觀香港的反抗運動，倘若各派代表為著標舉自己獨一無異的信念，不斷陷入分裂、搶奪話語權，甚至互相攻訐，不利於創造更大的團結。博典尼主張「68年五月」的意義不能化約為學生理想主義或個人主義，反而學生勇於跳出個人舒適安隱的生活，渴望參與世界政治的舞台。這不就是議會民主以外重要的政治場域嗎？
性別意識落後
第三，博典尼認為「68年五月」在女性和性解放的議題上其實相當落後，有別於一般人想像 。她引述了不少女性參與者被性騷擾的經驗。在佔領奧德翁劇院(Théâtre de l'Odéon)的時候，一個女人被人蓄意捏屁股，她回憶說：「在革命的集會當中，展現出最骯髒的大男人主義。」被警察被捕的女人憶述「被補時被撕爛裙子、蓄意打肚、猥褻的手勢、用警棍撩兩腿之間、在車裡面搜身⋯⋯直至被警宮喝停」等。問題在於，在運動期間，這些性騷擾的經驗並無被討論和批判。博典尼比較1968年4月學生佔領紐約大學和5月佔領索邦大學，指出法國對女性的定型極其僵化。在紐約大學，學生討論誰人負責煮食，有學生表示解放的女性不是「煮飯婆」，引起眾人笑聲，結果沒人自願煮食，必須合作煮，否則難以維生。但在索邦大學，女人就負責煮食，沒有人覺得需要討論。在各種佔領行動裡，女性經常被視為某人的太太或伴侶，帶食物來給他們，女性被要求在指定的地點睡覺，有工會禁止女性在罷工期間進入工廠，呼籲「你們的先生為著他們的訴求而抗爭，你的打氣對他們來說是必不可少的。」當然我們不能用今天男女平等的標準來看待五十年前，但是博典尼提醒我們不要被那些浪漫的口號美化「68年五月」，例如「不受束縛地享受」(Jouir sans entraves)，「不要像在你家裡那樣，來做愛！」事實上，性和性別甚少在運動裡成為主題。即使中學生開始討論學校應設立性教育，部分女性主義者開始關注女性和男性的平等地位，但這只是少數人的議題，並不是運動的主調。
博典尼沒有把「68年五月」視為只有單一意義的歷史事件，反而表現出當中充滿不同路線的張力。學生和工人連結，但同時有工人拒絕學生進入工廠。既有學生期望更傾向個人自由的社會，但同時打工仔又期望政府和企業減少工作時間，到底政府和個人的界線應該怎樣？博典尼不是政治家，沒有提出確切的答案。她認為「68年五月」仍然值得研究，因為它仍然帶給我們許多靈感，如同普魯斯特所講，「它能給予我的只是欲望」，改變世界的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