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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崇銘 :大學走向國際,政策研究卻步向死亡?

鄒崇銘 :大學走向國際,政策研究卻步向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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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高教公民研究總監

在香港的各家大學,都設有一些社會研究中心。其中有些主要負責民意調查,例如港大民意研究中心;也有一些在做問卷或民調之餘,會從事其他類型的政策研究。中大的亞太研究所和理大的香港社會政策研究中心,負責人經常在大眾媒體評論時政,皆是較為人所熟知的例子。

其中理大的研究中心成立於1999年,轉眼間已接近廿年歷史,早期曾大規模與民間團體合作,就不同民生議題發表報告,研究取向算是比較「貼地」的一類。須知在大學「國際化」的發展趨勢下,本土研究根本不受教資會重視,以中文發表的研究報告,無論對香港社會民生有多重要,根本就不會被視作研究。對大學學者來說,這絕對是一條自討苦吃的孤獨道路。

研究中心上月在社交媒體宣布,將不再維持職員編制,變相進入休眠狀態,消息來得相當突然。

相比孤寂的大學研究中心,近年方興未艾的是民間智庫。有趣的是,這些智庫也會進行民調或政策研究,負責人也上電視作點評,也會在報章或網媒寫文章,但就甚少發表具質素的、以紥實數據說道理的報告。有朋友甚至開玩笑說,智庫即使發表研究報告,也清一色會用全彩色印刷,皆因資金來源過度充裕,而且必然圖片多過文字是也。

不問可知,這些智庫的所謂政策研究,乃是為早已預設的政治立場造勢,和強調獨立超然的學術研究大有分別。不過近年還是有種新的趨勢,就是不少學者也同時兼任智庫成員,或取其能補助研究經費的不足;惟他們在發表政策評論和建議時,卻又往往只用學者的身份,讓人未能完全認清其背後的政治聯繫。

當然,即使學者沒有既定政治聯繫,以現時大學資助和撥款的模式,強調要通過內部競爭機制,定期重新分配研究經費;大學教授的飯碗能否保得住,則全視乎能否持續贏得研究經費。試問在「孫悟空緊箍咒」般的制度下,從事社會研究的學者,又豈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涉足一些政治敏感、可能觸碰言論禁區的課題?

作為銅幣的另一面,自特首林鄭月娥上台後,已將中央政策組改組為政策創新及統籌辦事處,該處並通過旗下的「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資助學者進行本土政策研究,今年的策略性議題便包括:粵港澳大灣區發展、一帶一路建設、經貿合作產業園區、大數據及╱或智慧城市、再工業化、共享經濟及土地房屋等九個範疇——那些為官方政策塗脂抹粉的研究取向,又會否被視為「搏上位」必不可少的選項?

在短短一年之內,香港便有多達四家大學更換校長。在新來者之中,更不乏香港人陌生的名字。對未來社會研究的路,或又會產生舉足輕重的影響。

「高教公民」網址

延伸閱讀:
「高教公民」成立宣言:學術自主 公民自強

原刊於《蘋果日報》評論版,特別鳴謝作者及《蘋果日報》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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