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能鳴
四年一度的世界盃降臨俄國的土地，這裏除了是球員們競逐足球界最高榮譽的舞台，也是各國國家足球文化交流的平台。平日要閱讀大量參考資料或親身經歷才能理解的各國文化，用上短短一個月就能夠濃縮地在球場上呈現給世界各地的球迷眼前；故此，足球場也是訊息傳遞的平台，宣傳訊息、流行文化以至民族主義與意識形態都能夠透過十一位球員加上一個皮球傳遞，難怪有人讚美會世界杯為人類文明最偉大的發明，也不難理解何以本篇文章的主人翁、來自土耳其的2006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奧罕．帕慕克（Orhan Pamuk）就曾經在一個訪問中所言：「足球總是快於言詞（Football is Faster than Words）。」
帕慕克與《我的名字叫紅》
帕慕克出身自伊斯坦堡的上流社會，自幼家人就給予最好的教育，在中學時期，帕慕克入讀的是伊斯坦堡最享負盛名的羅伯特學院（Robert College），畢業後修讀的也是土耳其聲譽最高的伊斯坦堡理工大學，但帕慕克並不是我們想象中的對父母之命言聽計從的乖孩子，他在大學建築系修讀只是短短三年便申請退學，正式開始其寫作生涯。帕慕克任性的決定最終向世界證明他的選擇是正確的，出道之初他的寫作風格已經吸引文壇注意，甚至有人會以他的風格與文壇名家如湯瑪斯·曼（Thomas Mann）作比較。在1998年出版的著作《我的名字叫紅》奠定了帕慕克日後文壇的成就，本書的故事圍繞著發生細密畫畫家（筆按：細密畫是波斯傳統技藝）的兇殺案作為主軸，但這部作品並不是一部偵探小說，而更像一部文化評論的小說，故事中的人物只是「載體」，細密畫只是代表波斯文化的「圖騰」，實際上書中討論的是傳統技藝與創新風格、本土與外來文化的衝突與融合。帕慕克的寫作成就最終在2006年受世界的肯定，他在當年奪得諾貝爾文學獎，也是土耳其的第一人。
「足球總是快於言詞」
2008年土耳其在外圍賽以小組第二名晉級，成功入圍歐洲國家杯決賽週，在比賽進行前夕，德國新聞雜誌《明鏡》（Der Spiegel）請來帕慕克進行訪問，帕慕克在訪問中大談自小的足球經歷與體驗。伊斯坦堡出身的球迷所支持的球隊無疑是費倫巴治（Fenerbahce S.K. ）、比錫達斯（Besiktas J.K.）、加拉塔沙雷（Galatasaray S.K.）三支國內豪門其中一支，而帕慕克所支持的是前者、有「黃色金絲雀」暱稱的費倫巴治，被問到原因的時候帕慕克坦言是沒有特別原因，尤如人們對宗教的狂熱一樣。生活在電視轉播並未流行的年代，電台廣播是人們接觸足球的主要途徑，帕慕克也在訪問中談到電台廣播對於認識足球與創作的重要性，他談到電台廣播足球比賽教曉他一邊仔細聆聽一邊在腦海中想象的技巧，當然，電台旁述雖然要透過眼前所見的事物以語言來描述，所以必然有滯後，亦即是帕慕克所言：「足球總是快於言詞（Football is Faster than Words）」
帕慕克所談及的「足球總是快於言詞」指的不單單是足球這項以視覺欣賞為主的運動項目難以用言詞所能即時表達，他實際指的「足球總是快於言詞」是有更深層的含義。衛道之士往往認為足球與政治可以徹底分割，但這個想法未免太理想，帕慕克在訪問中分享對於土耳其足球近況的理解，他指出葡萄牙的獨裁者安東尼奧．薩拉查（Antonio Salazar）以足球作為控制國家的工具，透過足球賽事麻醉國民、分散國民對社會矛盾的注意力，維持國家穩定，而土耳其的情況卻不同於葡萄牙，他認為：
「足球在土耳其並不是麻醉國民的鴉片，而是制造民族主義、仇外思想與威權主義的機械（Here football is no opium, but rather a machine to produce nationalism, xenophobia and authoritarian thinking. ）」
帕慕克也特別談到土耳其國家隊在2006年世界盃附加賽落敗後與瑞士發生的衝突（筆按：當時雙方總比數打成4:4平手，瑞士以作客入球優惠晉級，賽後土耳其與瑞士球員在更衣室通道打鬥，最終有多人被罰停賽），國內媒體當時以大量偏坦、陰媒論的報導去掩飾土耳其球員不合理的行為，感概土耳其足球已淪為為民族主義服務，不是為國家服務。
故此，帕慕克在前文所「足球總是快於言詞」的含義是指足球被用作為宣揚意識形態、民族主義的工具，它傳遞訊息的速度甚而比慷慨激昂的演說或洋洋萬字的論述更快、更有感染力。事實上，足球作為一個宣揚意識形態與民族主義工具在歷史上亦不乏事例，西班牙球隊（或者更應該稱為巴斯克球隊）畢爾包（Athletic Bilbao）採用以巴斯克血統球員為主的政策故然是宣揚巴斯克民族主義思想的代表，克羅地亞球星波班（Zvonimir Boban）的飛踢也成為克羅地亞民族主義與獨立運動的象徵；要以足球宣揚民族主義其實也不必要具有如畢爾包與波班例子般的獨特性或極端性才能成事，簡單與一場國際賽的勝負，甚至是敵對國家的表現，只要有心人加以利用就能達至宣揚民族主義的效果，看看《北京晚報》就日本擊敗哥倫比亞的評論報導就略知一二（筆按：恥笑國足又是推動所謂「香港民族主義」的動力之一）。
足球應否作為宣揚民族主義的工具？
生活在土耳其這個民族主義盛行的國家，帕慕克「激進」的言論（在明鏡的訪問中他更直指當時的土耳其國家隊主帥泰廉（Fatih Terim）為極端民族主義者）與其同情亞美尼亞和庫爾德族的立場在國內並不討好，在2005年帕慕克就曾經因為公開指控過去土耳其政權對亞美尼亞和庫爾德族人的屠殺而被有關當局以「中傷土耳其民族」而被刑事調查，最後事件在國際壓力下得以平息（筆按：巧合地「文人墨客的足球世界」系列介紹過的兩位作家馬奎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與略薩（Mario Vargas Llosa）也有發起聯署支持帕慕克）。
以足球作為宣揚意識形態、民族主義的工具之所以能夠產生有效作用，筆者認為這個現象與日漸「圖像化」及講求速度而非深度的傳播媒體不無關系。打開報章的報導往往都是圖片為主、文字為副，有的甚至以影片旁述代替文字報導；再看看我們使用的社交媒體，由從前流行Blog到近年的Facebook，文字的數量減少的趨勢，而近來Facebook也漸漸被視為過時，更多年青人人更趨向使用圖片為主的Instagram。
文字在傳播媒體的重要性大減，而足球則可以成為以圖像傳遞訊息的題材，球場上的一個畫面、一面旗幟或是一個鏡頭往往就可以作傳遞訊息之用。足球作為競技運動以影像為主導故然是無所避免，但我們其實不應忽視文字及語音在競技運動中的重要性，影像無疑可以快速而又直接地傳遞訊息，但如沒有聲音與文字的深度評論，足球又會否如我們想象般吸引？帕慕克指的足球總是快於言詞是正確的，但言詞卻可以豐富足球，令足球更為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