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戲劇構作 Dramaturgy」可以說的很多，在「理論」以外，「實踐」更加重要，看完台灣表演藝術評論台的〈講座紀錄：我們需要戲劇構作嗎？！〉，加上之前聽過西九與演藝學院舉辦的「超越劇場構作」座談會，引動了一些一直以來的思慮：1）來自西方的模式如何或是否需要植入香港？尤其是在地的城市、空間、文化、歷史和傳統的差異，「戲劇構作」究竟可以是一個甚麼樣的角色？2）假如要在學院成立專門訓練的學科，可行嗎？如何推行？屬於哪個部門或學系？訓練的對象是誰？畢業後可以做甚麼？單單為了畢業後工作嗎？3）香港的藝術創作人、演出者能有足夠的認知和成熟程度接受「戲劇構作」的崗位嗎？對導演、編舞，甚至演員和舞者來說，「戲劇構作」是甚麼？
讀了〈講座紀錄〉的下半部，比較同意陳佾均幾個看法，例如她說：「如果我們問戲劇顧問做的甚麼，也就會依情況而有所不同。當然這和每個人的個人特質、表現力和創造性有關。」這個觀點可以延伸兩方面看，首先，「戲劇構作」因人、因時、因地而異，每個地方、每個藝術家需要的東西不同，沒有可能統合一個界定、一個工作性質和範疇，劇場和舞蹈及其不同的sub-genre，需要的東西便可以南轅北轍；其次，還有一個很重要卻很少有人提及的問題是「合拍」程度，創作人與戲劇構作之間必須擁有接近的理念、緊密的共識（甚至友情的基礎），無論是美學的、文化的還是社會和政治層面的取向，即使不是圓融一致（絕不希望完全一致），至少不能互相對立衝突，否則根本無法合作！當然，兩者之間必須存在差異的背景和知識，才能互相引發，太過倒模或相似，根本無從彼此撞擊和補助，但假如每次討論或排練都是火星撞地球，各走極端，就是一種錯置和災難！曾經見過幾次這種處境，編舞找錯了dramaturg，作品無法做下去，找我幫忙處理，我拒絕了，因為這樣的禍害更大，一個中途介入的人，不單揭破了不信任的人際關係，還為未能完成的東西加添煩亂！因此，我才會問上列第三個問題，香港的藝術家在心理和行動上（尤其是年輕一代），能否真的接納戲劇構作的存在？！
「戲劇構作」可以變成學位課程嗎？我的立場跟陳佾均有點接近，不是成立學系、推出課程，便能完成或完善培養的結果，相反的，「學院化的體制」衍生更多偏差！陳佾均指出，變成體制的影響力很大，成為學系教導學生，影響觀念，不得不慎，「這份工作本來就需要從外部帶入異質，如果在養成上和創作上念同一套戲劇史、擁有同一套美學價值、一樣的社會政治傾向，就沒有甚麼用了。」 她主張由個別創作者自行決定和選擇「戲劇構作」，而不是由主辦單位分配。這個議題落入香港的狀況，艱難的程度比台灣更深更大，香港的研究型大學沒有表演學系，更遑論戲劇系、舞蹈系的設立，就連表演藝術的課程也鳳毛麟角，而香港的演藝學院（APA）一向以來集中技巧訓練，博大精深的劇場理論、舞蹈哲學、身體美學等藝術觀念，從來不是訓練的有機組合，而大部份的戲劇和舞蹈學生也非常抗拒理論、歷史和文化的課堂，十幾年前我曾經在APA 教課，學生不斷質疑為何要他／她們讀看不懂的理論，說這些東西跟他們的專業無關也無用（英語能力不濟也是其中的因素）！當然，現在要將「戲劇構作」納入課程的其中一個辦法，就是標誌這個學位課程畢業後的出路，將來有一份工叫做「戲劇構作」；然而，正如陳佾均所言，「戲劇構作」的異質性與解構性，根本不容它出自體制訓練，再落入社會規範！況且將「教育」跟「就業」掛鉤，本身已是非常功利和單向的走勢，藝術教育不應是職業訓練，可否回返最原初的個人成長、知識修養、批判思維、鑒賞能力等提升？（這是訓練和培養「觀眾」的基礎！）
最後是一個關乎實踐的問題，擔任「戲劇構作」需要廣博而深厚的文化藝術知識，當中涉入跨界、跨文化的素養和視野，必須跨學系開辦課程，而在香港教育系統以「學生人頭」即是錢的捆綁中，關乎利益的前提下，怎樣推行呢？再者，許多時候經由實踐而來累積的「經驗」比「理論」更加重要，當中牽涉生活與人生的體驗、敏銳的社會觸覺、深刻的內在反思、觸類旁通的轉化能力，這些要求，學院如何訓練呢？說到底，其實，「戲劇構作」也包含創作人的身份，然而，這樣的話，她／他跟導演、編舞又擁有怎樣的權力關係？記得舊時香港有一個維他朱古力奶廣告，唱道：「如果太多牛奶味，朱古力味冇掟企，等到朱古力返番嚟，牛奶味又唔爭氣……」背景的異同、權力的高低，簡直就是一個天枰不斷搖擺的求存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