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長中，我有個疑問：香港的最低合法性同意年齡是十六歲，而我們卻要到十八歲才能接觸因帶有色情或裸露成份而被評為「不雅」的刊物或電影，究竟，這兩年的落差，代表了什麼呢？對此問題，我一直沒有頭緒，直至最近發生的「淫審《刺殺騎士團長》事件」（下稱：《刺》事件），我卻得到一些端倪。
所謂《刺》事件，指上月書展期間，香港淫褻物品審裁處（下稱：淫審處）發佈公告，宣佈日本小說作家村上春樹的《刺殺騎士團長》第一部〈意念顯現篇〉及第二部〈隱喻遷移篇〉為第二類物品（不雅物品），即所謂「二級不雅」，「不得向18歲以下人士發布，在發布時須按法例規定以封套密封，並在封面及封底印上警告字句」。為此，文化界人士聯署決議，並要求淫審處提供審裁的理據和細節。
《刺》事件，再一次引來大家對淫褻物品審裁的關注。根據條例，一件物品是否「淫褻」及「不雅」取決於當中「帶有暴力、腐化、可厭」的成分，而這成分的「多寡」，據一名現任審裁委員於報導稱，則取決於性器或性行為的再現狀態，「如清楚看到性器官就屬『淫褻』；『打格』的厚度令人無法得知是否有性行為，但有裸露了乳頭，就屬『不雅』」。
按這樣的淫褻條例和運作，去理解文首提出的問題，我明白，我們的淫褻制度彷彿相信性與性器的再現，比起性本身，更具「暴力、腐化、可厭」。這再現更是去脈絡化的、抽離的，當中沒有程度的考量，只有幼稚園習作式的數算「有」與「沒有」之差別。如此，《刺》事件揭露的不單是文學審查的問題，還是這城市存在已久的「去性化」問題。
回到文學審查的議題，這又關乎於藝術與文學的價值，關乎於詮釋力，而不是一個畫面出現了多少個蘋果的認知題。早於1857年，英國甘寶爵士提出著名的淫褻物品審裁法案時，也有再三強調法案是針對「情色商品」，而不是藝術與文學（Mullin，2013）。可惜的是，其後，關於淫褻物品審裁的重心，慢慢從「原意」轉到「傾向」，換言之，一件物品是否不雅，不在於其作者的原意是否為了帶來暴力、腐化、可厭，而是物品本身是否帶有暴力、腐化、可厭的傾向。從此，一種抽離式的、聚焦於作品局部是否有暴力、腐化、可厭成份的淫褻物品審裁方法慢慢成形，而這也接近在不同報導中，審裁小組成員透露的評審過程。
然而，這樣的淫褻物品審裁概念，不但過時，而且有違現有條例的原則。根據《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訂明了「審裁處指引」，在裁定及評定物品類別時，須考慮以下各項事宜（之（b））為「物品或事物整體上產生的顯著效果」。換言之，一件物品是否暴力、腐化、可厭，不能以截圖式的方法衡量，而是要考慮整體的、全面的效果，更要是「顯著」的效果。這樣的判斷，需要有專業的詮釋力。早於1959年，美國的淫褻物品審裁便要求要有「專家證人」先評估文學作品的藝術性，再判斷是否需要進一步送檢淫褻物品審裁（Al-Sharqi and Abbasi，2015）。
回到香港，早於2008年，政府曾經為檢討《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進行兩輪公眾諮詢，至2015年，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公布修例建議，包括廢除淫褻物品審裁處行政職能云云。然而，修例建議至今，還是沒有見到草案登場。十年間，有關淫褻物品審裁的爭議時有發生，實在不容再讓有關淫褻物品審裁原則與細節的討論再一次停下來，也不要令到淫審處本身成為了一種暴力、腐化、可厭。
作者為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研究助理教授。
文章刊登於2018年8月13日信報專欄。本欄逢周一見報，由「香港文化監察」邀請不同意見人士討論香港文化及文化政策狀況，集思廣益，出謀獻策。
Al-Sharqi, L. & Abbasi, I.S. (2015) Literary Censorship: The Changing Standard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 English Literature. 4:6. 33-38.
Mullin, K. (2013). Poison more deadly than Prussic acid: Defining obscenity after the 1857 Obscene Publication Act (1850-1885). In Bradshaw, D., & Potter, R. (Eds.), Prudes on the prowl: Fiction & obscenity in England, 1850 to the present day (pp. 11-2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