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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劍華

理大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理大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網誌

政經

犯上了錯誤,我從來不怕道歉

犯上了錯誤,我從來不怕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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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搞錯了小桃園飯局一事的時序,這一點真的要向讀者道歉。當時因為看到五年前那個片段,仍然感到十分憤怒,因而短了路搞錯的。

如果梁振英認為這一點十分重要,我也可以就「這一點」向他道歉,而且建議把那一段話作個修改。

那段的原文是這樣:「2012年3月底,梁振英當選特首。不多久之前,便出現他的競選團隊出席小桃園飯局一事」。

準確的寫法可以更正為:「2012年3月底,梁振英當選特首。在此之前不久,便曾經出現他的競選團隊出席小桃園飯局一事」。

這一段的其他文字完全不需要因此而作出修改,最後甚至可以再加上兩句:「梁振英當時正在競逐特首寶座,這一件事被廣泛報導之後,引起各界強烈的批評,正好反映香港人的紅缐是十分清楚的」。

就算不加上這幾句,也沒有改變了整段文字的意思。所以原本這一段最尾的兩句所提出的疑問仍然絕對成立。這兩句是這樣說的:「這才是最絕對而清晰的政治紅線,梁振英先生直到今天對此又作出過什麼說明嗎?」

至於其他,我認為都是事實的陳述,也是公平的評論。沒有什麼需要道歉,賠償之類的。說要收回文章,這個要求就更是廢話。寫出來的文章,就是潑出去的水,就如同已經吃進肚子裏的食物,除非我有病,才會吐出來,否則,我只能屙出來。何必為了息事寧人,說要把文章收回這樣不老實。

律師信的指控,我看不出有什麼是可以確立的。

首先,小桃園飯局是事實;有梁振英競選團隊的不只一個人出席那個飯局也是事實;有江湖人物出席那個飯局也是事實,其中已經有人在警方後來的掃黑行動中被拘捕檢控,也確認了這一個事實。

如果今天梁振英認為「外國記者會不應該邀請黑社會演講」,作為其政治上的「紅線論」的其中一個依據,那梁先生似乎從來沒有用這個紅線論來說明過這個他團隊有份出席的小桃園飯局,這個也是事實。

我從來沒有說過梁振英先生是黑幫分子,我沒有證據作這樣的結論,因此我不會這樣說,也沒有這樣說過。在他任內,香港政府確實是多番與江湖人物拉上關係,這也是客觀的事實。如果認為指出特區政府在梁振英任內一再與江湖人物拉上關係這一個客觀的事實,就等同於說梁先生是黑社會分子,這是梁振英自己的主觀詮釋。任何人喜歡自己對號入座,不是我能控制。我也不能對任何人自己對號入座負責。

但在梁振英任內,特區政府確實是多番被懷疑與江湖人物有聯繫,這些客觀事實的例子太多,不在此一一重複了。就算事後特區政府或梁振英對此作出過簡單的回應,也不見得能夠令公眾釋疑,這也是客觀的事實。

我不認為律師信引述文章結論中的兩段話,與這一種觀點有什麼矛盾之處。律師信中說認為我「沒有理由在這個時刻重提這件事」,我不知道是基於什麼邏輯和道理。

律師信對我的第二個指控的是說我歪曲了事實,因而對梁先生作出了不公平的指控,因而對梁振英造成了聲譽上的損害云云。在文章中,我講了2013年8月11日發生在天水圍居民諮詢大會門外,有江湖人物及其門生出面維持秩序,追打示威者的事件。這也是客觀的事實。

我跟着又說了事件發生兩天之後,即2013年8月13日,明報在頭版刊登了對那一位江湖人物的專訪,其中一個標題是那人說:「最想見到流血」,這個也是客觀的事實。

然後,我就說了這一段話:

「對於這件事,特區政府高層,包括當時的特首梁振英本人………到了今天已經五年了,仍然未發一言。」(這是原文的第11段)

律師信然後就指出,就2013年8月11日天水圍居民諮詢大會事件發生之後,梁振英及政府已經作出澄清。又附夾了一些剪報,證明梁振英曾經就此事發言。因此證明我是歪曲了事實。

律師信中把文章中的第7,8,9及11段列出,但就迴避了第10段。第10段的原文是這樣說的:「兩天之後,這位江湖人物接受明報的專訪,刊登於明報頭版(2013年8月13日),專訪中他表明‘最想流血衝突’。有證有據,那些報紙及相關的報道仍然可以在網上找到」。

梁振英及特區政府,曾經對8月11日的事作出簡短的聲明及澄清,對於這一點,我是十分清楚的。但其實第11段所指的「五年了,仍然未發一言」,所指的是第10段那個專訪,江湖人物所作出的「最相流血衝突」這句威嚇性的說話。到今天,我確實發覺不到特區政府及梁振英對此曾經作出過正式的回應、聲明或譴責。可能那個時候梁振英根本都未有他今天所說的那條政治紅線。

原文的行文次序十分清楚,如果不是梁振英及其律師團隊的閱讀能力出了問題,那只能說可能是刻意迴避都這一段,然後扭曲我的原意,這才是罔顧事實。

如果只以主觀的詮釋、斷章取義或選擇性的解釋,得出歪曲事實這一個結論,又或者說因為指出特區政府在梁振英任內多番與江湖人物拉上關係這一個客觀事實,就得出結論說等於指控梁振英是黑幫分子,造成了聲譽上的損害,那我似乎也可以有足夠的理由作出類似的指控。

律師信提出了一件事,說當年梁振英向信報及練乙錚先生發出了律師信,最後信報公開道歉、把文章收回、練乙錚先生在信報的寫作地盤也消失。如果我作出主觀的詮釋,說因此而感到不安或焦慮,是不是也可以去報警,說梁振英的律師信構成恐嚇及滋擾?是不是警方就可以上門拉人?是不是說我跟着也可以出律師信,要求梁振英收回有關言論、道歉及作賠償?我當然不會這樣做,因為我知道這樣做有多無聊和荒謬。

我很贊成《立場新聞》總編輯鍾沛權先生在報道這事時的說法,「梁振英身為具據影響力的香港政治人物、國家領導人」、實在不應該「動輒以威脅興訟的手段,試圖迫使評論人和傳媒噤聲。」

重申一點,寫出來的文章如果在資料上有錯誤,有人指出,自己發現,我從來都不介意公開承認錯誤,如果有需要也願意道歉。在小桃園飯局一事時序上的偏差,我願意向讀者道歉。「單就這一點偏差」,如果梁振英認為這一點十分重要,如果對梁振英造成什麼不便或困擾,我也可以公開向梁振英道歉。

做人不應該就是這樣嗎?誰不會犯錯?人總不會時時都對,事事都對,犯了錯就要承認。客觀事實搞錯了更要承認錯誤。這個世界上,也許只有中國共產黨才會認為自己每一刻都是永遠正確的。有一段時間,不斷有人估梁振英是不是共產黨員(這個也是客觀的事實)。我覺得這種猜想沒有必要。是不是共產黨員都好,犯了錯都要承認錯誤,也不能認為自己永遠正確。在犯了錯便要勇於承認錯誤這一點上,我倒願意說一句,願與梁振英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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