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以大學講師身分發言的評論者日前發表了題為〈香港社運學者在深圳佳士事件中的角色〉的文章（下簡稱〈鄧文〉；註1），責難香港大學社會學教授潘毅「於深圳佳士事件中的角色」。隨後潘毅回文（註2），除嘗試澄清事實外，也反問學者該在與基層勞工相關的事件中扮演什麼角色。
有問題的問題意識與欠邏輯的推論
我對深圳佳士事件並不十分熟悉，但卻十分關心學者和教育工作者的社會角色，再加上「潘某」也是認識的朋友，因此也就從頭到尾看了一遍首先挑起爭論的〈鄧文〉。然而一路讀下來，除了對當中的問題意識和粗疏推論十分失望之外，作者的行文措辭亦令我產生了反感與不安。事後梳理，這大概與〈鄧文〉於當代中國社會脈絡下所可能產生的政治效果有關。
〈鄧文〉第一段結尾很快就落下了一個對潘毅教授極之嚴重的指控：「她在內地網上發表的文章尤其看得人熱血沸騰，信教授者巴不得馬上推翻中國政府。」之後文章三番四次重複類似責難，例如指潘毅是「推波助瀾的境外學者」、「培養內地『維權』的生力軍」、「鼓動學生與工人起來『革命』」，以至用上「明目張膽煽動反政府情緒、鼓動波蘭團結工會式運動」、「趁着內地出現社會矛盾的時機乘虛而入，造謠煽動群情，打着紅旗反紅旗，把內地工人與青年學生推到顛覆社會主義政權的刀鋒上」等表述。這種論述風格，於極左的媒體自然不算新鮮，但出自本地「大學講師」之口，卻仍然令人難以接受，尤其是當文章的「推論」及隨之而來的「指控」——容許我引用作者自己的話——就算不「完全是誣陷」，至少也是「沒有任何事實根據」。
用以支持〈鄧文〉作出如此殺氣騰騰的指控，竟然只是一些缺乏邏輯的猜想：例如指「潘某所說的『新社會』對應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現社會，如果不否定現有制度，談何『建立新社會』？」如果說「建立新社會」一定要「否定現有制度」，那麼提出建立「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否意味否定中國現有的「社會主義」制度？而「否定現有制度」就一定等同鼓吹「革命」、「推翻政府」、「顛覆政權」？「優化」、「改良」可以嗎？還是只准政權「優化」，不許民間「改良」？
又例如「部分內地青年如此積極介入工人『維權事件』，相信與潘某在學術界的多年經營有關」。這名「大學講師」的「相信」，竟然只是建基於一次訪談，當中老師要求學生走進民間基層而非留在高校。然而「當基層幹部、辦民間團體」的「部分內地青年」之所以願意協助工人維權，真的只是由於聽從了個別老師要求？還是因為在當代中國社會和政治脈絡下，到基層民間認真地工作，很容易就會被迫走近維權的方向？大學學者鼓勵青年「積極介入」以協助工人維護權益又有什麼問題？這「違反人民利益」嗎？將「維權」加上引號又意味什麼？
〈鄧文〉念茲在茲的「境外勢力」、「鼓動」、「煽動」、「推翻」、「顛覆社會主義政權」，當中真正關心的究竟是倡議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強調平等公義和維護工人權益的「社會主義」？還是代表「現有制度」的「政權」？這是一種怎樣的問題意識？算得上是一種學者或左翼的關懷嗎？
〈狼來了〉的教訓
讀〈鄧文〉讓我想起了上世紀70年代余光中的〈狼來了〉。1977年時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的余光中發表題為〈狼來了〉的文章，引用毛澤東說話，影射以陳映真、尉天驄、王拓等為代表的鄉土文學作家，指鄉土文學與中共的「工農兵文藝」同源。在台灣仍未解嚴、白色恐怖瀰漫的歷史脈絡中，親共聯共是坐牢甚至殺頭之罪。正如徐復觀指出，余光中派給鄉土文學作家的帽子，其實是能取人首級的「血滴子」。
20多年後余光中於《羊城晚報》發表〈向歷史自首？——溽暑答客四問〉，嘗試為自己的立場作公開辯解。余指出，1970年代在港備受左派攻擊，「心情沉重，對一般左傾言論都很敏感」，在「情緒失控」下寫的〈狼來了〉，「不但措辭粗糙，而且語氣凌厲，不像一個自由主義作家應有的修養」，結果連愛護他的朋友「都不以為然」。更重要的是，他也承認文章「政治上的比附影射也引伸過當，令人反感，也難怪授人以柄，懷疑是呼應國民黨的什麼整肅運動」。
受〈狼來了〉 攻擊傷害的陳映真，讀了〈向歷史自首？〉後，寫下了〈惋惜〉作回應。陳認為，余的文章「只有一句是有所反省意識的話」，就是「政治上的比附影射……引伸過當」，「相形之下『情緒失控』、『措辭粗糙』云云就顯得避重就輕，蒙混過關的味道」。陳映真又透露，余光中在託鍾玲轉給他的私信中曾說要為〈狼〉文「對（陳）造成很大的傷害」而「道歉」，但卻「在〈向歷史自首？〉中全不見了」。
在今日香港回顧這一段文人學者爭論的歷史，別有一番滋味，尤其是在語言偽術當道、專業淪落之時。作為大學的教育工作者，在此時勢中參與公共論爭，是否更應恪守知識生產的專業和討論溝通的基本倫理？以警惕不要犯下余光中自己也承認的「政治上的比附影射……引伸過當」的錯誤。而在專制統治、極權臨近的社會脈絡中，這樣有意或無心的錯誤是很可以實質地傷害他人的。
暗黑體系和共犯構造
深受魯迅先生影響的陳映真先生，對余的批判可算相對溫和了。面對類近攻擊，魯迅先生在《二心集》（1930與1931年間的雜文結集）〈序言〉是這樣寫的：「而這時左翼作家拿着蘇聯的盧布之說，在所謂『大報』和小報上，一面又紛紛的宣傳起來，新月社的批評家也從旁很賣了些力氣……盧布之謠，我是聽慣了的……說是我們的言動，都由於墨斯科（今譯莫斯科）的命令。這又正是祖傳的老譜，宋末有所謂『通虜』，清初又有所謂『通海』，向來就用了這類的口實，害過許多人們的。所以含血噴人，已成了中國士君子的常經，實在不單是他們的識見，只能夠見到世上一切都靠金錢的勢力。」
文筆也許有點辛辣，但卻一針見血，挑明了愛用「通虜」、「通海」（也就是今之「勾結境外勢力」）的「中國士君子」的慣技和只能看到私利的「識見」。
對於余光中最終不願公開道歉反省，陳映真是「感到寂寞、悵然和惋惜」的，以至「久久不能釋懷」，甚至提出了自己是否「堵塞了余先生自我反省的動念」的反思。這種情感與魯迅先生寫作雜文批判時一樣，都是非關私怨，而是旨在促進公共或集體自省。因為陳映真十分明白，「在那個漫長的戒嚴時代，有多少外省人和本省人被迫或自主地參與了為『國家安全』為大義名份的黑暗的體系。一個那麼大的體系，如果沒有龐大的『共犯構造』，是不可能運行的」。或如魯迅《狂人日記》所示，繼承了幾千年吃人文化的傳統，存活於當代中港的民眾，不管左翼右翼、學者勞工，也可能有心或無意吃下了幾口人肉，成為以「『國家安全』為大義名份的黑暗體系」的共犯。
缺乏對暗黑體系和共犯構造的真誠反省，社會矛盾只會不斷積壓，最終或以更暴烈方式爆發，以致歷史的「傷口未見痊好，而且進一步糜爛、蓄膿」。這對於活於今天的我們來說，是很應該引以為戒的。
註1：鄧健苓，2018年9月5日《明報》
註2：〈駁鄧健苓：學者該在社運中扮演什麼角色〉，2018年9月10日《明報》
原文刊在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