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過去，城市喧鬧依舊，只是連儂牆上的痕跡早已刷掉。回望過去，有些人說雨傘運動是一場大眾的政治啟蒙，又有些人說，雨傘運動讓人磨耗意志，步向如今消極絕望的氣氛。在政治層面，這場運動的確沒有什麼實質成果，而且更要付出相當大的代價（例如政府改變看待示威的態度等等）；但從社會學的層面來看，也可以算是一場大型實驗，喚醒大家對於空間、公義和「城市權（Right to the City）」的注意和想像。
「城市權」一詞有新馬克思主義社會哲學家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提出，及後由地理學家大衛 · 哈維（David Harvey）提倡並普及化。大衛 · 哈維以一段文字精準地表達「城市權」理論的精髓：
"…the question of what kind of city we want cannot be divorced from the question of what kind of people we want to be, what kinds of social relations we seek, what relations to nature we cherish, what style of daily life we desire, what kinds of technologies we deem appropriate, what aesthetic values we hold. The right to the city is, therefore, far more than a right of individual access to the resources that the city embodies: it is a right to change ourselves by changing the city more after our heart’s desire… The freedom to make and remake ourselves and our cities is, I want to argue, one of the most precious yet most neglected of our human rights."(Harvey, 2008, p.1–2)
大衛 · 哈維、列斐伏爾和其他學者認為，城市的構造是設計者的自我實現過程，客觀的空間往往體現設計者的價值觀。而我們想要一個怎樣的空間，是因為我們想成為怎樣的人，想過怎樣的生活。可是當城市設計的權利被當權者（或資本家）壟斷，而其價值觀和城市的使用者有衝突的時候，使用者就無法透過空間自我實現，社會就會陷入矛盾。因此，作為城市的一份子，我們應當爭奪設計和定義空間的權利，而非被一小撮不能代表自己的人定義。
金鐘佔領區的自修室（圖：Twitter）
回看雨傘運動，在歷時79日的佔領裏，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地方確實的體現到我們重奪「城市權」的嘗試。有人說佔領區像一個烏托邦，縱然在一個「無政府」狀態，仍可以靠市民自發力量自行運作，更出現不同的「生態系統」，政治、藝術文化、學術，百花齊放。佔領區出現用木板搭建而成的自修室，貼滿市民聲音的連儂牆，大大小小的政治論壇，還有上百散佈各處的裝置藝術。相比起官僚制度下的政府公共空間，佔領區沒有規矩，市民擁有自行定義空間的能力，一切都根據參與運動的人想要的生活而演繹，在79天裏建成了一個和諧的社區。佔領區的「實驗」體現了當「城市權」把握在公民手中時，公民才可以將社區以至城市塑造成最適合自己的地方。而香港政府與公民之間的種種衝突，大至東北發展強行拆毀農村，小至康文署場地諸多規管，正正是公民的「城市權」被制度奪去所致。
反對東北發展計劃示威（圖：明報）
雨傘運動所體現的「城市權」，與其爭取民主的目標始終是無可割裂的。香港有太多的空間被政權強行定義。就連所謂「公民參與」的土地大辯論，事實上也充滿「捉緊機遇」、「滿足移民人口」等偏袒少數人的前設。為了增強和內地的策略性連繫，政府強行在城市中心劃了一個「外飛地」，花上千億元興建高鐵。縱然社會有爭議，也有人身體力行在最後時刻提出反對，可是往往都無補於事。雨傘運動的啟示是，我們要爭取的，其實不單是針對某某發展計劃的話語權，每次站出來抗議；而是要取回市民應有的「城市權」 — —由更深層次開始，去確保我們有一個能容納市民對空間的想像和實現期望的制度。因為只有以民為本、有效代表市民價值觀及開放透明的政府才可以有效地規劃、設計和定義空間，建構可持續的社會。
延伸閱讀：
Harvey, D. (2008). The right to the city.
Harvey, D. (2012). Rebel Cities: From the Right to the City to the Urban Revolution. New Y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