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醫院下班後，羅卓堯想做的事就只有睡覺。「我乘車時，一定會睡著，不是打盹那種，而是這樣，醒來發現背包上有一灘口水！」他一邊說一邊示範抱著背包睡覺的模樣。
羅卓堯是公立醫院的護士，平日需輪班工作。看著他每次下班後一臉疲憊，誰會想到他曾是學生運動的積極參與者呢？他在大學一年級迎新日裡，因為看到學生會的社會事務委員會攤位裡擺放著一尊民主女神像，頓時被吸引過來，後來便參與了社會事務委員會。他在二年級時擔任了學生會的外務副會長，到三年級成為了學聯常務委員會主席。
學聯在任期間，他親歷雨傘運動爆發。他曾在運動結束後作過一番掙扎，究竟要到社運團體找工作，還是走進主流社會，擔任與社運無關的工作呢？曾有前輩建議過他，「如果我長期做社運工，我應該浸醉在圈子裡令我整個人變得很脫離現實社會。」
如今他選擇了護士這條路，不過facebook仍每天分享著時政新聞，說不上是不問世事。然而，再多的危機，也不會鼓動到他出席示威集會了。在威權籠罩、無力感瀰漫的氛圍底下，他的身子有一半是「走入人群」了。
可是，他是曾經那麽的投入社會運動，經雨傘運動後數年的沉澱，他比以前更看重人與人之間的溝通、連結……
一、
「回想返，那幾年做的事其實很務虛。」
羅卓堯剛巧在2013年「上莊」，擔任理大學生會外務副會長。那時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剛在《信報》發表文章，指香港要爭取真普選，便要呼籲一千名民眾堵塞中環交通要道，迫使政府回應訴求。社會一時間議論紛紛，「佔領中環」頓時成為家傳戶曉的關鍵詞。
兼任學聯常委的羅卓堯，與其他大專院校一同辦了共有700人參與的學界商討日，又辦了一場又一場的學界討論大會，又到過十數個理大學系會的迎新營向新生宣傳政改運動。這一連串的工作，在過往學聯和學生會是極少發生的，因為過往學聯的行動模式，往往流於動員學生會內的成員，因此能夠組織到如此龐大數量的學生去參與政改運動，可被視為一種突破。
不過，在羅卓堯眼中，這些事沒有什麼了不起，甚至認為作用不大，「學聯做的事一直都很務虛，都是用槓桿效應去動員人出來，即是透過媒體去報導你的行動，然後用情緒去渲染別人，利用學生光環去放大那些行動。」
羅卓堯說，佔領之前的一連串行動包括罷課，都只是不斷地推高群眾情緒，「對我來說有沒有什麼需要回應？有沒有什麼需要反思？沒什麼。唯一就是罷委會參與不夠，初初籌備罷課的時候學聯不夠人，就把別人當做工兵。但是我們原意是想多些有心的同學能參與罷課的規劃、不同的環節，到頭來事情來得很急，便變了學聯決定所有事，中央集權，即是我覺得很前功盡廢。」
2014年9月26日，學聯與學民思潮聯同學生在罷課臨近尾聲時衝入政府總部前面的公民廣場，過百名學生響應號召通宵留守在公民廣場內面及外面。事件一直發酵，前來聲援的市民有增無減，終引發政府向市民施放催淚彈。
不過重奪公民廣場這一步，並不是由罷課委員會一起討論得來的。羅卓堯覺得，學聯想在罷課後推進下一步，但過程中沒有邀請罷委會參與討論，或多或少埋下雨傘後退聯事件的伏線。「我覺得你不去捉緊大學生的身份，不做回學生身位的東西，很難再推進下去。」當時的學聯是由8間大專院校學生會所組成，而這8個學生會是由各院校的學生投票選出來的，因此需要向賦權給他們的學生負責。
若果沒有集合學生的意見去共商下一步，「一來會有離心力，二來就是沒有參與感，變了很難持續下去。你找別人傾，其實我覺得某程度上要將權力decentralize（去中心化），如果是想大家去做那件事的話。」否則，就必然導致反噬的發生。
二、
2014年10月21日，學聯跟政府官員進行史無前例的歷史性對話。當晚佔領區人頭湧湧，大伙兒聚集觀看這場對話的直播，偶然「學聯對話五子」說到一兩句精彩的句子，便會引來民眾激烈的掌聲。
不過羅卓堯從那時已經意會到，政府態度強硬，對話只不過是拖延，群眾根本不能在這場運動中爭取到什麼。
對話後，學聯內部的會議不是關於是否退場，就是關於前往北京，「回想這些是很arbitrary，不是很影響到往後發生的事。」
四年後的羅卓堯說，學聯過於專注思考跟政權博奕的下一步，忽略了佔領區的群眾。羅卓堯認為，若果對話後舉步維艱，當時就更應該將運動的下一步帶到佔領區去討論，「如果那100人有100種意見，如果傾得到……我覺得重點是個過程，不是結果，最重要是傾的過程。大家透過互相接納，不會好像變了要對立的地步。」
運動爆發的一刻舉世矚目，群眾氣氛高漲，對爭取公民提名懷有很大的希望，作為運動的組織者，當時亦很難跟群眾說要重視討論過程多於結果。羅卓堯不否定爭取結果重要，可是他認為當初沒有投放太多時間去做好充權，讓群眾能參與決策。如今回想，他沒看到當時群眾仍是很鬆散、沒有議價能力，「即是運動的動能是從何來……真是沒怎樣考慮過，坦白說。」
媒體的焦點落在佔中三子、學聯和學民思潮身上，整天都駐守佔領區等待他們公布運動決策，變相把他們高捧成整場運動的領袖，卻跟佔領區所強調的「沒有大會，只有群眾」顯得不太一致。羅卓堯認為當時學聯成員在這狀態下，不懂得如何找自己的定位，以致搞不清要下放多少權力予群眾。
事過境遷，羅卓堯感覺到媒體是希望學聯代替這場運動說話，不過學聯「就更應該將媒體影響力那種權再share出去」，做好群眾充權，甚至可以連最終做決定的權力都摒棄，「即是傾到什麼便做什麼，那當中一定有拉扯、妥協的結果出現啦，那群眾也要去執行那個妥協的結果。」
「憑什麼好像大佬般叫人做野呢？我覺得如果有個過程去傾的話，件事起碼是大家妥協出來的結果啦，同埋經過一個民主的過程。」
三、
運動初期已有不少佔領者自發號召更進取的升級行動，包括國慶日升旗禮示威、佔領龍和道、堵塞公務員上班入口等。運動陷入膠著狀態後，要求行動升級的聲音更是來勢洶洶。11月30日的升級行動前夕，羅卓堯代表學聯跟佔領者討論行動方案。不過到最後佔領者的意見不了了之，使羅卓堯不太好受，「我那時有點怨恨，就是說搵我們落去傾，但又不會聽佔領區的人的意見；然後你下了決定，又要我落去叫佔領者幫手去執行那些決定，根本就是痴撚線成件事。」
他曾在學聯內部會議上提出要增加跟佔領者之間的溝通，「但是他們的態度似是，你落區咪得囉。」也有的成員顯得缺乏動力落佔領區。他覺得落區的重擔都由他扛下並不是一件好事，「我覺得大家互相的溝通會少了。大家作為組織者互相溝通都做得很差。」
偏偏這種組織者與決策者之間的割裂，給了羅卓堯一道「免死金牌」。當學聯公佈一些決策，引起佔領者不滿，有些跟羅卓堯較稔熟的佔領者反而會跟他說：「我都知不關你事。」正正因為羅卓堯整天都待在旺角佔領區，在佔領者眼中，羅卓堯並不是學聯的決策者之一，因此不會怪責他。
四、
對於要如何在民主運動中實踐民主決策，羅卓堯有很徹底的反思，都是運動結束後四年間，透過閱讀、跟社運前輩討論、學聯內部檢討，慢慢累積而成的。
四年前的他，又怎會有這樣的視野去思考學聯與學生和佔領者的關係呢？然而歷史沒有如果，他亦不會去深究，若果當時有這樣的視野，結果會否被扭轉、反噬能否被阻止，「我不會用結果論去想這件事，我不會說傾完就不會有退聯發生……不一定，個過程入面你實踐了你相信的東西。」
從另一層面來說，「人們在運動前期的組織化，是太少，或是沒有組織化。」他舉例，工會通常會在號召罷工前組織工人，了解他們的生活處境和工作待遇，才會對工人的想法有一定掌握。
儘管學聯在佔領運動爆發前的兩年間，做過不少活動去凝聚學界共識，多場逾100人參與的學界政改大會、700人參與的商討日、學界公投、在各院校組織罷課委員會、到各學系迎新營宣傳政改……羅卓堯仍是認為，這些活動很大程度上都是吸引傳媒目光，在組織學生、疏理不同意見上，佔較少比重。「你透過一些方法如媒體效應，去催谷群眾出來，必然動員出來的人不是組織化㗎啦！」
然而，在雨傘這場既突發又大型的政治運動中，很難估計什麼人會被激發出來參與，民眾的成分也很複雜，很難短時間內了解所有人的想法。這些狀況都不是靠運動前夕的組織化便能處理得到。但羅卓堯依然覺得運動內部的溝通十分重要。「至少那一刻民主可以實踐到，真的有傾過，就算反枱也無法啦！」
五、
羅卓堯講不到，在這場運動中有沒有遺憾，對於他來說，這更是一個成長過程。
起初他對著突然生成的旺角佔領區來不及反應，只懂留守物資站，不知還可以作什麼。後來旺角發生一次又一次的衝突，黑社會搞事、警察企圖清場、反佔中人士挑釁……每次現場佔領者都劍拔弩張，羅卓堯形容他們反應「好顛」，有點被他們嚇倒。
於是他開始認為，需要跟他們多溝通，若果認識他們的話，至少能夠知道彼此在做什麼，便不會感覺那麽「恐怖」。
在與旺角佔領者日夜共對的日子裡，他聽到來自不同背景的佔領者的聲音，開始愈來愈重視運動裡的民主決策過程。
至於有沒有東西可以做得更好？「你講可以做得好點的東西是有的，但我覺得那時大家都有盡力去做。」
「這些記憶我覺得這輩子也不會忘記。還有，影響了之後的人生，否則，選擇工作時不會有struggle究竟做社運工還是做護士。」他運動結束後不久便到「大埔社區學堂」工作，希望在社區打好組織民眾的根基。
羅卓堯所說的「組織」，並不是那種召集群眾去跟隨某政治領袖或某團體的主張的做法，而這種講求「紀律」的做法也回應不了新世代的社會運動。
那麽，由下而上的決策模式能回應到嗎？羅卓堯自己也不敢肯定，但是，「我相信這種溝通是能夠打破到人與人之間的隔膜。」只是香港沒有很好的土壤，一來民眾沒有好好地組織起來，二來不是所有參與者都願意自行思考運動的下一步，「這跟我們一直以來所接受的教育很有關係。」
畢業後，羅卓堯當上了護士。礙於工作不定時、下班後身心疲累，羅卓堯在工餘時間只想休息。
之所以會選擇做護士，是因為他原本希望在這業界建立一點什麼。他在一年半前開始修讀公共衛生碩士課程，奈何知道愈多，便對香港公共醫療體制可改變的空間更感絕望。
眼看政府褫奪議員資格、漸漸收緊言論自由，過去的反修改議事規則集會、反DQ集會、反威權遊行，他都沒有出席，除了因為覺得走出來也影響不到政權外，也對那種利用恐慌情緒來動員群眾的手法感到厭倦，「來到也只是聽台上的人講話，不知道還可以做什麼。」
他亦承認，如今沒有做過什麼去為將來的社會運動建立好的土壤。將來留在香港與否、若然留在香港的話會作什麼，一切都有待讀畢眼下的碩士課程再說。
後記：
聽著羅卓堯的錄音，筆者不禁疑惑，他提出的場內溝通、共同決策，在電光火石間爆發的大型社會運動中，會否難以實現？而民眾的複雜成分，與人性中不完美的地方，亦為這種理想的決策模式增添阻力。
筆者於是傳了一個訊息問他：「但這種模式對人的道德要求好高，而你是否相信人性呢？」
他回答筆者的訊息就只有一個字：「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