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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經

香港高官的經濟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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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太多大新聞,十月初法國經濟學家皮凱提(Thomas Piketty)訪港,跟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公開駁火一事,難免被人忽略。

當時是一個演講場合,因《21世紀資本論》而聲名大噪的皮凱提直言,港府當年取消遺產稅的決定屬不理想。同場的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不同意皮凱提的講法,認為香港經濟規模細小,如要維持自由經濟體系及有效聚集錢財及人才,須依靠政策配合外地人才生活,取消遺產稅是其中一種方法。皮凱提後來指,梁錦松所言有誇大成分,重申小型經濟體亦可實施累進稅。他表示,中港兩地沒有設立遺產稅,令外界無法有效掌握財產分布及增長,對經濟學者理解社會不平等而言,很不理想,政府亦失去量度不平等情況的「探熱針」。

了解貧富差距,一般參考堅尼系數。皮凱提指出,遺產稅的財務資料,有助經濟學者研究社會不平等的問題——這是一個很少(甚至沒有)在香港經濟學者口中聽過的說法,多少反映主流經濟學界的價值取向。其實,為了「吸引外資」和「經濟增長」,推行一連串放任市場的經濟措施,例如所謂簡單稅制及低稅率,由梁錦松、唐英年到陳茂波都可謂一脈相承,沒有兩樣。勞福局局長羅致光一直反對最低工資,推動社福服務市場化、商品化,也是這種新自由主義思想---迷信市場、去規管化和崇尚大巿場小政府——的信徒。

這種經濟思想有其理論源頭。在香港,一直擔任政府智囊、兼幫領展出謀獻策的經濟學者王于漸無疑是一眾高官的理論導師(可參考林本利《領展變質 禍根竟是梁振英》) 。事實上,王于漸在2014年便曾經撰文,批評皮凱提誤以為二十世紀下半期資本所以累積迅速,在於資本主義及資本主義式競爭,但其實主要原因來自政府規管。在王于漸口中,保育團體千方百計促使立法機關及政府制訂更多法律及規管措施,方是土地供應大受限制的禍首。

論經濟學界的地位和分量,王于漸無法和皮凱提相比,但哪一個更值得相信,還應該考量一個學者的公信力(例如有沒有利益轇轕)和一般人也有的實際生活經驗。比方說南生圍,由於屬濕地保育區,被《拉姆薩爾公約》列為「具國際意義的濕地」,所以暫時避過全面開發的危機。但對王于漸來說,有關保育條例正正是香港起不夠樓,樓價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但南生圍以至郊野公園都用來起樓,真的能解決香港的住屋問題?為何不是太多外來資金湧進香港之過?為何不是土地分配不公義和策略規劃失當之過?

取消遺產稅已十多年,到底為香港,特別是資產管理業帶來多少投資,梁錦松未見提及(政府於零七年的解釋是:「由於投資決定往往受許多不同的因素影響,因此我們難以單獨及準確評估取消遺產稅為香港帶來的額外投資。」)但對於香港人的樓輪不到香港人買,以至熱錢湧入樓市所造成的各種禍害,香港人應有深切體會。

2016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打倒昨日的我,批評一些新自由主義政策會擴大社會不平等,不獨沒帶來經濟發展,反危害了持續增長。對於新自由主義提倡的金融貿易自由化,IMF指出,讓有助實體經濟發展的資本流入,對社會無疑有益,但部分的資本流入,例如是證券投資及債務資金,卻對國家的經濟發展沒有實質幫助,亦無助國家分擔風險。連IMF也有反省,對於經濟越來越畸形、產業越來越單一化的香港,管治者是否更加應該檢討一直以來深信不疑的經濟學教條呢?

皮凱提坦言,單單容許累積財富的經濟自由,並不等同政治及社會自由,又說香港正處於必須維持高度自由經濟體系及稅務天堂的幻象。對於聽見「傳統基金會」封香港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便喜上眉梢的人,這實在是一個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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