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早前引《社團條例》禁政黨運作，並拒續簽證予外國記者會副主席後，林鄭政府早前再取消劉小麗的參選立法會資格（DQ）。這一連串踐踏人權與自由的事件，及其後官員自以為是或言不及義的回應，讓我無法不想起阿倫特的「邪惡的平庸」（banality of evil）。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邪惡的平庸」出自阿倫特以《紐約客》記者身分，採訪1961年耶路撒冷審判納粹戰犯艾希曼後寫成的報告。報告首先於雜誌連載，再於1963年以《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有關邪惡的平庸的報告》（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的標題結集成書（下簡稱《艾希曼》）。
阿倫特筆下的「平庸」並不是指無足輕重或稀鬆平常，而是指無思（thoughtless），也就是完全沒法聆聽和理解他人聲音，只懂不斷用毫無實質內容的空廢語言，重複瑣屑的陳腔濫調，並將這些套話當作「真理」；而無思的後果其實可以十分嚴重，包括促成或至少協助了上世紀大屠殺的實現。因此阿倫特關注的「惡」，並非是那種無關宏旨的個人卑劣行為，也不是從壞透了的心而衍生出來的極度兇邪，而是一種出於無思但卻後果嚴重的反人類罪行（crime against humanity）。
阿倫特認為，在納粹德國法律框架下艾希曼不會被判有罪，因他只在「依法辦事」，執行上司交託的任務，也就是「打好份工」。然而在極權管治的法律框架外，他卻犯了「反人類罪」，也就是「否定人類的多樣性」，攻擊甚至褫奪了「人類共同體的權利」，也就是侵害了人之所以為人的各種基本權利。「無思」本身亦可被理解為一種反人性的表現：一個只懂奉命行事、缺乏同理心、沒法聽進不同觀點，因此也難以依據理智和良知作獨立和客觀判斷，最終無力分辨是非的個體，應稱之為人？還是……？
阿倫特認為艾希曼之所以不拒絕甚至積極參與大屠殺，源自其對差異充耳不聞、只懂「奉命行事」的無思習性。這樣一個官吏念茲在茲的只是「事業的成功」和完成任務，對其他倫理價值不屑一顧，亦對他人苦樂無感。而其良知泯滅的原因，主要是由極權政治體制塑造及強化而成。阿倫特指，由納粹德國副部長職級或以上官員參與並落實屠殺猶太人的Wannsee Conference，為艾希曼解除了最後的良心障礙。因為作為與會者中最低級官員，艾希曼看見所有比他高級的同僚，也就是他所羨慕和敬重的「成功者」，對屠殺猶太人這「最終解決方案」不僅沒有提出反對或拒絕合作，相反更「興奮異常」，而且之後還得到受害者一方的猶太人領袖配合。於是他對這種超越人類道德底線的方案的疑慮終於煙消雲散，就像負責判處耶穌需釘十字架的彼拉多一樣，「不再有一絲負罪的感覺」。阿倫特因此指出，對艾希曼「最有力的良心安慰劑是一個簡單的事實：他看不到哪怕一個人，任何一個人，真正反對『最終解決方案』」。也是這樣一種環境氛圍、制度脈絡和個人心態下，「人們可以最清晰地洞見納粹在歐洲上層社會……引發的全面道德崩潰」。
DQ主任與林鄭團隊在當代香港
讓我們從上世紀納粹德國回到當代香港。禁止民眾組黨結社、限制記者出入境工作和言論自由、褫奪公民參選資格，儘管在嚴重程度上與大屠殺差距甚遠，但這種種嘗試消滅人的基本權利，並任意以各種「紅線」區分框限民眾，不容許多元思想和信仰的決定，其性質是否等同否定了人類多樣性？又或褫奪了人類社群基本權利？而DQ主任與林鄭政府相關官員在處理這些事務上的表現，包括提出選舉主任有權「依法」DQ議會參選人，或讓被DQ者申辯「並非必要機制」，又或拒工作簽證而不提供理據是「國際慣例」等背離法律及常識的「理據」，並不斷以虛假謊言或空廢濫調，例如說選舉安排「公開、透明」、「不評論個別事件」作重複的回應，完全聽不進不同觀點和合理批評，反映的不正好也是阿倫特所指的平庸無思？
儘管艾希曼「一切都是奉命行事」，只求「打好份工」、成功上位，不再理會或意覺什麼是自相矛盾，也不能聽到其他人聲音，但他絕非愚蠢的人。阿倫特指出有兩件事情艾希曼十分勝任，並優而為之：組織工作和跟對手或合作伙伴談判。他很能說服猶太社群領袖協助納粹執行「最終解決方案」，並有效率地落實相關組織安排，在這些方面可看到他的能幹善辯或「好打得」的一面。
香港大部分AO（政務官）出身的DQ主任、政府高官，自然也非智商低下，不少更是「話頭醒尾」，都是「好打得」之輩。然而浸淫於愈來愈以謊言統治的政治體制內，終日以統治團隊和建制同道作藩籬，用全是沒有實質內容的空廢語言築建圍牆，無思與自欺逐漸成為了唯一生存之道，自是「很合理很合邏輯」。把自己隔絕於常識與良知之外，「硬係睇唔到」其所作的事正在破壞保護基本人權的法治、奪走他人言論和行動自由、消滅結社參選等政治權利，自然還不至於和艾希曼犯下的「反人類」罪行相提並論，但顯然也同是源自因無思而產生之惡。
追究個體道德責任 抗拒無思之惡
據傳媒引述保安局長說法，政府引社團條例禁政黨運作是基於收到警方助理社團事務主任建議；「有傳媒引述特區政府消息人士」，入境處長在批核工作簽證時，是否違法並非唯一考量；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則強調「任何推動自決、港獨或以港獨作為選項的人都不符參選資格」；最後林鄭於電台節目指選舉主任有權「依法」決定是否「信納」議會參選人的陳述。
儘管傳媒經常引用的「消息人士」面目模糊，個別官員亦會盡量躲在「政府、國家」後面以免責任上身，但政府團隊上述解釋，卻有意無意地道出了選舉主任郭偉勳（及之前參與DQ的何麗嫦、陳婉雯、羅應祺、鄧如欣）、助理社團事務主任林曉彤、入境處長曾國衛、保安局長李家超、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聶德權以至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等這些具體的人，均有份參與或執行褫奪民眾基本人權的決定。看着這些具體的人在傳媒上的照片，不禁令人聯想：若他們（以至其他林鄭政府團隊成員和建制派公職人員）生於納粹時代的德國並同樣當官，他們將說些什麼？做些什麼？與阿倫特筆下的艾希曼的表現會有不同嗎？
阿倫特寫作《艾希曼》的其中一個目的，是嘗試指出極權統治下的個體並非只是大機器內的小零件，僅剩下「奉命行事」、「打好份工」的唯一選擇；只要能抗拒無思，個體仍可維持良知、判斷是非。因此在耶路撒冷接受審判的不僅是一個邪惡體制，更是一個具體和特定的人，一個需為自己的選擇而負責的人。
若極權管治的運作主要靠謊言自欺，管治者只想匿名或鬼鬼祟祟躲進「國家、政府」背後不負責任，那麼阻擋極權臨近的一個有效方法，就是把責任拋回每一個有份參與及執行褫奪人權決定的官員，逼令他們直面其建基於無思所作的惡行及其後果，藉此不斷拷問及拯救其正在消失的良知，以警惕及阻止更多人加入極權行列。
相對於極權統治的不透明操作，民間社會也許更應突顯公共參與的開放性格，以敢於承擔責任的政治取態告別「奉命行事」的無思踐行，以自由而認真的討論取代語言偽術，以磊落真誠的生活回應現實政治策略考量。因此面對官員無思之惡，民間社會完全沒必要猜想誰將被DQ，又或分析倡議民主自決的組織會否被禁，也不要接受任何隨意劃下的「紅線」及以策略爭取成為「例外」，因為「接受對本民族進行分門別類，是一場嚴重的道德災難……每個要求獲得『例外』的人，也就等於間接承認了這個等級原則」（《艾希曼》頁139）。相反我們應系統地收集和批判何麗嫦、陳婉雯、羅應祺、鄧如欣、郭偉勳等選舉主任的DQ「判辭」，林曉彤、曾國衛、李家超、聶德權、林鄭月娥及其他高官的發言和回應，記錄他們建基於無思而褫奪人權的惡行，用種種合理方式不斷追究其責任，讓他們無法迴避甚至處處都能聽到反對聲音，失去「最有力的良心安慰劑」。
原文刊在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