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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庭闡釋誤殺罪元素 可影響檢控警員決定

上訴庭闡釋誤殺罪元素 可影響檢控警員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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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嚴重疏忽誤殺」(gross negligence manslaughter)的致罪意念(mens rea)問題,上訴庭副庭長麥機智(Macrae VP)、法官麥偉德(McWalters JA)及潘兆初上周五裁定,控方只需無合理疑點地達致「客觀合理人測試」(objective reasonable man test)的要求。上訴庭的裁決除有助律政司準備目前正進行的多宗誤殺審訊,這次經釐清的誤殺罪元素問題,亦完全適用於早前由死因庭裁定為「非法被殺」的警員拘捕期間箍頸事件。

除了因為被告成功以激怒(provocation)、神智失常(diminished responsibility)或者約定自殺(suicide pact)但其中一方生還作為理由,將謀殺指控減責為誤殺,另一種構成誤殺罪的情況,就是嚴重疏忽造成死亡。這裡的「疏忽」概念部份近似於侵權法(law of tort)之下的類似概念,包括要證明被控者違反了對於死者有「謹慎責任」(breach of duty of care),亦需要證明在相關類別的疏忽事故中存在可以遇見或者明顯的死亡風險 (foreseeable/obvious risk of death)。但上訴庭需要澄清的問題是,控方在舉證證明這些風險「客觀」存在的同時,是否亦需要同時證明被告「主觀上」知悉這些風險?

顯而易見的是,控方需要在誤殺案中證明被告確曾預見有死亡風險、但依然故我最終致人於死,抑或只需證明,一個「客觀合理人」在被告的處境背景下「理應」預見死亡風險,攸關控方成功入罪的機會,正正是控辯雙方角力的命題。

上訴庭是次處理法律爭議所針對的誤殺案有兩宗,分別是慈雲山車房爆炸造成三人死亡的案件,以及 DR 醫療美容集團案,均曾經由原訟庭張慧玲法官在審訊前就舉證問題作出指示;張法官兩次裁定,控方除了需要提出符合「客觀合理人測試」的證據外,亦有責任舉證證明被告主觀上對於死亡風險的認知。控方就車房一案反對張法官決定、並要求提請上訴庭澄清法律問題後,在 DR 案將要接受重審的醫生被告,亦提出同一法律問題的澄清申請,並獲上訴庭受理。

本港上訴庭曾在 2011 年及 2016 年兩度裁定引用英國 1995 年 Adomako 案有關嚴重疏忽誤殺的案例,規定誤殺罪控方有關被告對死亡風險認知的舉證,只需要滿全「客觀合理人測試」,但張法官在多宗案件的審前指示中則提出,要考慮終審法院 2005 年冼錦華案的判決對於誤殺法律的影響。

雖然冼錦華牽涉的控罪是公職人員行為失當、賄賂及控制他人賣淫等罪而非殺人罪行,但終審庭曾在判決中處理刑事法下「罔顧」(recklessness)概念的正確詮釋方法,而張法官就認為,該詮釋亦同樣適用於下級法院有關誤殺罪元素的處理。終審庭非常任法官梅師賢爵士(Sir Anthony Mason, NPJ)當時的裁決節錄為︰「…… 必須證明被告人的精神意念是應受譴責的,因為他知悉風險確實或將會存在,但仍罔顧這個情況而行事;或者他知道風險將會出現,但仍罔顧這個結果而行事,而在他所知的情況下,他冒這個風險是不合理的。相反,如果因為年齡或個人特質,被告人確實沒有察覺或預見其行為所涉及的風險,他不能被視為應受譴責而被判有罪。」

張法官據此認為,對於誤殺罪致罪意念的詮釋,同樣要顧及冼錦華案的原則,應該考慮被告是否知悉死亡的風險而罔顧危機行事。因此她在審前裁定,誤殺案控方需要證明被告對死亡風險的認知。

合議庭則指出,嚴重疏忽誤殺罪作為普通法罪行而非成文法罪行,除了在英國法院的新近判決中依然沿用「客觀合理人測試」,澳洲及加拿大的案例至今仍維持將誤殺致罪意念定義在被告「未能」(unable)判別並避免重大風險,而非只狹義局限於「無視因其行動而產生的風險」(giving no thought to the risks attendant upon his or her actions)的情況。值得一提的是,當日在加拿大法院提出這觀點、而且獲其他支持其看法的,正是即將來港出任終審庭非常任法官的麥嘉琳法官(Madam Justice Beverley McLachlin, NPJ)。

上訴庭認為,終審庭在冼錦華案的裁決,並無意將其效力擴及至其他包含「客觀合理人測試」元素的普通法罪行(包括誤殺),所以亦不足以推翻以往上訴庭裁定引用英國 Adomako 案、規定控方只需證明死亡風險屬於被告在客觀環自下理應可以預見的案例。上訴庭因而進一步澄清,日後誤殺案的主審法官不應再跟隨張慧玲法官過往的審前裁決,而要以上訴庭是次詮釋作為引導陪審團的法律依據。

除了即將展開審訊的慈雲山車房爆炸案及 DR 案重審,公眾亦要關注律政司會否根據上訴庭的新詮釋,評估有關的士司機陳輝旺被警員扼頸致死案的刑事檢控事宜。死因裁判官嚴舜儀早前引導陪審團時,曾經提出適用的「不合法被殺」衡量準則,是警員是「知道」箍頸的舉動危險,並在神志清醒下「意識」到此行為令死者承受風險,陪審團最後以多數裁定死者屬「非法被殺」。

根據新的上訴庭判決,現時的正確測試,則是按照一名假定與涉事警員同樣受武力訓練及指令的「客觀合理人」的標準,是否理應預見到箍頸對死者構成的風險,而毋須進一步衡量,警員當時是否主觀上意識到這動作的死亡風險。律政司應該盡快各警方提供適切準確的法律意見,促使警方盡快就這宗執法期間死亡的事件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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