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鍾耀華上庭，看到這一代年輕人的折耗，不知道是真的這麼樂觀，還是想替大家打氣，林道群兄替他和岑傲輝想像了這樣的一個未來：「至於我，好像看到這樣的情景，鍾耀華岑敖暉，兩個大孩子你拉我扯，一路從中文大學山上走下火車站，突然間岑跟鍾說以後我們點算：現時罪名纏身，誰願給予機會？既然如此，我們自己創業，做小販？被警察驅趕怎辦？重奪街道，命運自主！他們大笑起來。」
我看到的未來（或者說，沒有未來），卻是這個樣子的：投身過運動的年輕人在職場上處處碰壁，幾乎沒有人敢請。如果不是和家人同住，他們甚至不可能找到一塊容身之地。因為房東要不是知道他們是誰，做過了什麼，就是受到警告，不敢把房子租給他們。這個情況就像大陸一些異見分子，即便你退下了「戰場」，他們都還是會不依不饒地把你逼上絕路。做小販？我們都曉得，在香港幾乎已經不會再有當個合法小販的機會了。不止如此，說不定小販管理隊還會重點針對你們幾個人。重奪街道，命運自主？結果就是再度上庭，再度入獄。
這不是故意要說些讓人喪氣的話，而是這幾年裏頭，我漸漸學會了一點魯迅的想像力，永遠不必忌憚想像得更壞；並且事實證明，這些想像通常到最後都是對的。這就是所謂的殺雞儆猴，把問題扼殺在苗頭，不重手對付這些敢於站出來說不的少數人，又怎能好好教育其他年輕的大多數？這種教育方法的關鍵不在價值，反而是教你一種非價值的，勉強可以說是很中性的做人態度，那就是「識做」。
我對英殖時期從來沒有好感，更從來不會天真地以為那真是一個今天很多人所懷念的黃金年代。但是現在回看，我不得不承認，原來我曾經擁有那麼奢侈的青春。兩個月前，高錕先生逝世，幾乎所有人都會讚頌他在中大校長任上的表現，如此開放，如此寬容，面對學生的種種抗議，甚至羞辱，居然還能穩如泰山，量如大海。我當年還以為那就是一個正常的大學校長該有的態度，那種氣氛和環境就是一個大學該有的樣子。結果前幾天，理工大學就通知三個學生要準備面對紀律聆訊了，其中一個理由是他們在抗議校方侵犯學生的民主牆時，「在副校長辦公室外使用大聲公，造成干擾」，並且對副校長和教務長「大聲呼喊、態度無禮」。
上星期，一個21歲的年輕人自稱是表演藝術家，在同志遊行當中除了一條纏腰紅繩之外，身上就只有一條內褲。結果他被警方逮捕，極有可能會遭到起訴。這不能不讓我想起自己的往事。接近三十年前，六四過後不到幾個月，我也曾在一場藝術界發起的悼念活動當中脫過褲子，而且是連內褲都脫掉。當時的警察簡直小心得過分，不敢驚擾在場圍觀的人群，居然周折請人傳話，要我把身份證遞出去給他們看。反而是我相當囂張，用大聲公呼喝他們，要他們有本事就自己進來把我帶走。後來我也真的被帶回警局，問話筆錄，行禮如儀。最後據說是因為一份英文報刊在標題當中說明這是「一個藝術家用脫褲子來表達抗議」，於是警方也覺得公眾輿論大概不會有很大的意見，反正是藝術家胡鬧，結果我什麼事都沒有。
我一直固執相信，大學就是整個社會甚至人類未來的實驗室，它不應該和社會更不應該和政治主流保持同調，裏頭要容許所有離經叛道的想法和言論。因為我們不知道明天我們將要面對什麼，只知道今天我們所以為的一切「自然」都有可能在歷史的運動當中被改變，所以需要在這個實驗室發展和儲備大量的想法以及可能性。我也一直固執的相信，成人應該包容和尊重一切敢為某種價值而站出來的青年（不管那是什麼價值，不管你認不認同）。就像小孩總是不能理解大人為什麼一方面教他不要說謊，另一方面又總是教他要懂得在適當的場合說適當的話一樣。投身運動的年輕人的種種「不適當」，往往出於他們真心相信某種價值，相信複雜的現實和抽象的理念應該有更加單純的對應關係，而這種真誠極有可能不會維持一輩子。中老年人或許會恥笑這種天真，但到了最後，我們也許不得不慚愧地承認，我們原來已經失去了那種要把理念與現實聯繫起來的單純信仰和力量。而且這種力量的湧現，就算不能馬上翻天覆地，說不定也能夠像一塊終將沒入水底深處的石子，至少掀起一輪又一輪的漣漪。我們的未來，未知的將來，可能就在此處。
未來不在過去，我那幸運的年輕歲月，已是這一代青年懷想的黃金年代。未來的香港會是什麼樣子？我漸漸習慣參考今天的大陸。尤其在「習特會」可能崩盤，整個國家都要學着「自力更生」，空間壓縮程度只會更加緊張的當下。例如北京大學的新任書記，之前是北京國安的負責人，在他治下，警察進入校園帶走了一個學生。現在不是到處都有標語，強調「人民有信仰」嗎？這個學生就是一個有信仰的人。他真心信仰馬克思主義，研讀馬列著作；他相信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制度不能容許壓迫，反對資本家的剝削；他相信學生和知識份子應該走到群眾當中，參加工運。他還真信了，所以他失蹤了。這才是我看到的未來，年輕人能學懂表態相信，而不是真的相信。正如一眾權貴名人，表態愛國要如上班一樣及時高效，同時忙着轉移資產，替家人和自己安排海外後路。
原文刊在蘋果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