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姚政希（房屋政策研究員）
三、四年前，我仍是學生的時候，整個大學生涯相信有一半以上時間，都花在本土研究社的活動中。當時研究社設在二手書店實現會社的角落，與另外兩個女性主義小團體共享辦公室空間，只有一張單人書桌，桌上電腦的主要功能就是儲存一些累積而來的資料文件。
當時研究社創辦人劍青的家在旺角鬧市中一棟燈光昏暗的唐六樓，一面牆放滿了書本，另一面是會議時使用的L型沙發。在那裡舉行過無數次房屋和丁屋研究小組會議、暑假時有讀書組閱讀David Harvey的《Rebel Cities》和Balibar的書、招待過日本來的城市研究學者到坪輋考察新界東北發展區和進行旺角舊區重建導賞團，節日晚上往來的朋友之多、常常會同時在六樓打邊爐和拉電線上七樓天台燒烤。
大學同學大多讀過潘慧嫻的《地產霸權》，同學間以至社會氣氛的共識是，香港房屋問題很大程度是土地和房屋市場高度壟斷造成。然而不記得從何時開始，可能是反新界東北發展運動高潮後、或2014年政府《長遠房屋策略》出台後，政府提出的「增加土地和房屋供應量」就主導了解決房屋問題的論述。同年我們出版了一本務求全面評論《長遠房屋策略》的專著《供不得其所》。
由於人手和資源有限，當時只有一位全職研究員，及後很長時間只維持在兩位，所有研究報告只能靠熱心成員和義工協力幫忙。那時我已聽劍青說過，理想的民間智庫規模應在10位全職研究員左右，那樣就有能力較整體地涵蓋公眾關心的各個公共政策範疇。而當時的研究範疇開始專注在、亦是今日研究社較為人熟識的棕土、短租地和丁屋等土地研究，希望與政府土地供應的主導論述抗衡，並揭發政府在土地規劃和行政上的不公和疏忽。
我畢業後加入了一個關注基層房屋問題的社福機構聯席工作，主要負責劏房租金指數調查。劏房環境衛生惡劣是常態，對比起劏房業主不合理地高的租金回報，在我心中留下很深刻印象。
2017年中、本研社第一次眾籌成功後，有資源開拓新的研究領域，而我也成為了這裡的全職研究員。初時與劍青談自己負責的範疇，都覺得值得在土地研究以外、有獨立關注房屋政策的研究項目，推動一套可解決劏房問題的政策框架議程。於是我慢慢開始構思房屋的前沿課題，組織有志參與房屋研究的朋友加入，醞釀出專題報告框架，有兩、三個房屋研究報告逐漸成形，包括另類房屋歷史、人均居住面積立法等，希望可以在未來一年內發佈。
隨著研究社人手相對充裕，從前很難就社會關注議題發文做即時回應，現已可更恆常和快速地發生。例如特首發表施政報告、「娥六招」推出、「明日大嶼」的經濟學者聯署事件等，都可以即時整理相關資料，聚焦公共討論和指出現行政策的重要問題。
大學時房屋政策課的老師曾經點出，今日的房屋總量是數十年累積而來，因此房屋政策總是受歷史和制度影響，有自身的發展慣性。我們亦知道今日的房屋問題深深植根於房地產和金融產業利益之中，不可能因為一時樓價升跌而解決。
而我們希望推進的，就是打破這種制度慣性、跳出歷史的必然，從根本地介入議題討論，推動整體房屋政策改革框架，粉碎地產利益對房屋政策議程的壟斷，真正解決劏房和整體房屋問題。當房屋問題成為整個城市人想像自身將來的局限時，研究便是探索出路的必經之路，我希望大家可以加入成為研究小組義工和繼續支持本研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