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致光局長昨天上電台，替政府刻薄長者的新政策辯護，爆了一句「當大家都有120歲時，60歲就是中年」，立即成為網上被人惡搞的熱門題材。
或者在處理沙中線醜聞時，改標準改到上了癮，現在連應對人口老化問題，都用類似的搬龍門伎倆：變換界定問題的準則，使原本問題消失。按此邏輯，不少網民取笑羅致光：那為何不索性再誇D，當大家都有200歲時，100歲先至係中年，即刻連「高齡海嘯」都DQ埋，香港再沒有老人，政府不需要花錢在安老服務上，又有更多錢可以用來填海和搞基建了。
有點常識都知，即使科學昌明，有資格做人瑞者都不多，莫說活到120歲。出名IQ高的羅致光不會不知，他吹到咁誇，是想帶出：當人類壽命普遍延長，長者年齡的定義也要隨之而變，這也是國際大趨勢。但他只是選擇性咁講，如果真的要講國際大趨勢，沒理由不提那些進步而富裕的歐洲社會，怎樣善用資源，讓人民的生活無後顧之憂。妥貼的醫療和（晚年）生活保障，必不可少。但請看看香港，私營院舍的環境有多惡劣，醫院病房有幾爆，排專科門診的人龍有幾長，再看看我們有沒有全民退保，以及強積金到底益了甚麼人！
香港的管治階層有把市民看做有尊嚴的人嗎？口講以人為本，但即使庫房水浸，一班港官最關心的卻不是研究怎樣令艱難過活的人紓困，不是怎樣令她們的痛苦指數下降，希望指數上升，而是將「人」看成社會的包袱，看成支出的代名詞，特別是那些失去謀生能力的「人」，要千方百計壓縮花在其身上的開支。
羅致光去年九月在網誌說過，香港人平均壽命延長，長遠應調高領取福利的年齡。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兼行會成員林正財，評論將申領長者綜援的合資格年齡由60歲調高至65歲，形容為「有關政策理論基礎合理」，因為有助社會將退休年齡由60歲伸延至65歲，對長者個人生活及健康都是好事。他又說，若有選擇，大部分人「都不想拿綜援，都想自力更生」。他們的意思是：有手有腳的人就應該搵工做，自力更生，不要靠政府養。但他們可有想過，就算年輕力壯，亦不容易找到理想的職業，否則大學尖子心儀的工作不會來來去去是那幾樣。人到中年，選擇更少。60歲或以上的人，若非有特殊背景或技能，更不用多提。
港官多年來睇錢份上，只管GDP增長，不懂亦無意強化社會的體質，已經埋下管治上更大的敗筆。在可見的將來，大量工作機會被科技取代，香港如此貧富懸殊，社會保障又如此缺乏，難免加大這類結構性問題對市民造成的傷害。譬如說，隧道收費員將被電子收費系統全面淘汰，失去工作者可以再培訓去做甚麼？保安或清潔工人？這些行業可以吸納幾多人？做小販？不怕被人拉？去屋村商場或街市賣東西？就算夠錢交租給領展，領展亦不稀罕，因為它視地皮為奇貨，用來食大茶飯。
過度金融化和地產掛帥的經濟模式，早已令香港各行各業失去均衡發展，空洞化的產業結構無法有效抵禦後就業社會的時代衝擊，到時連厭惡性行業的工人都供過於求，基層市民的苦況不難想像。學者歐陽達初在《收緊長者綜援的荒謬與老年就業政策方向》中說：「大批從事基層勞工的長者，在過去數十年間胼手胝足地工作，但身體經長年勞動亦出現勞損。因此，不少基層勞工年屆50歲以後，便開始被市場排斥，部分被迫提早退休、從事零散工作或處於長期失業。要協助他們重新進入勞動市場，不單是他們的個人意願，更取決於香港勞動市場及經濟的結構。」讓長者有事做，精神上有寄託，其實是好事，但長者因為生計，即使捱到殘，仍頂硬上做厭惡性的工作，卻是一種罪孽。這罪孽，很大程度是因為政府無能和無良而造成，林鄭、羅致光、林正財，妳們還好意思認為自己擇善固執？
劍橋大學經濟系教授張夏準（Ha-Joon Chang）在其著作《Economics:The User's Guide》中說道：「大家總以為貧窮的成因是懶惰，故此自動假設窮國人民比較懶。但窮國之所以窮，真正原因卻是生產力太低，這點絕少可以說是人民的錯。國家生產力的最重要決定因素是資本設備、基礎建設、技術、制度，這些是窮人本身生不出來的。就算要怪，也應該怪希臘、墨西哥這些國家的權貴階級。是權貴，才握有生產力的決定因素。權貴如果不願為這些決定因素投入足夠資源，國民再怎麼辛勤也是窮。」他這個分析，應用在香港之上，也非常適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