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鄭月娥自2017年出任特首以來，便把建立「宜居城市」納入其《施政報告》施政目標之一。值得注意的是，過去散見於《施政報告》中的「經濟」（創意產業）、「環保和保育」（自然保育及歷史建築）、「文康及市政」（文化及體育）等等與文化政策相關的項目，現在都跟「交通運輸」、「動物福利」、「城市管理」、「安全城市」等一起撥歸「宜居城市」的施政範疇。
施政範疇要全新視野
熟習《施政報告》過去幾年內容的，或許會認為把過去的施政目標重新組合，並納入不同的施政範疇，不過是舊酒新瓶的文字遊戲。但正如趙雲早前在本欄中指出，隨着全球化的發展，「宜居城市」（Livable Cities）一詞早已於國際間大行其道，把過去不同的施政目標重新組合，納入「宜居城市」的施政範疇，其實意味一種全新的政策視野：把城市視為整全的施政對象，以應對日新又新的全球化發展趨勢。
問題是，欲把香港變成「宜居城市」又跟文化政策的擬定有何關係呢？正如趙雲所言，「目前最多人引用的宜居城市排名來自《經濟學人》和Monocle。《經濟學人》的讀者群主要是企業的管理層；Monocle則是一本文化消費雜誌。」這些排名主要是給被派往外地工作的僑民（Expatriate）和企管看的，除了醫療、治安、交通、教育等因素，這些被派往外地工作的僑民與企管也關注當地所能提供的文化生活。
要知道，對於這些工作僑民與企管來說，他們僑居之地除了是「搵錢」與工作的地方，也是生活與消閒的空間。你可以想像一個晚間10時以後大部分食店早已打烊、全城只有三四間小得可憐的劇院和畫廊、令人悶出鳥來的「全球城市」（Global City）嗎？
事實上，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隨着全球化步伐加速、創意文化經濟抬頭，面對全球經濟的激烈競爭，全球各地城市愈來愈着重加強自身的基建以及軟體，來吸引全球流勳的資本、人才和消費者。
這也解釋了在2017年之後《施政報告》中，過去不少與文化政策相關的項目為什麼會撥歸「宜居城市」的施政範疇。正如趙雲所疑問的：這到底是一種誰的宜居城市？若果依照以上的分析，那自然主要是一個被派往香港工作的僑民與企管的（說英語的）宜居城市。
然而，弔詭的是，對於「宜居城市」，《施政報告》卻開宗明義的說：「『宜居』的生活環境，可以令香港人活得開心、有希望、對前景有信心，對香港有歸屬感。隨着社會進步，市民對『宜居城市』的要求也相應提高。我們除了要解決土地和房屋供應的迫切問題外，也會致力發展便捷的交通、綠色的郊野、美麗的海港、可持續的環境、具歷史氛圍的文物、以至高質素的文化、藝術、康體活動和良好的社會秩序，讓大家嚮往在這個地方落地生根。」
面向全球與本土關懷
換言之，像《施政報告》這樣一份主要面向700萬香港市民的政策文件也無法不把「宜居城市」的全球面向翻轉，改頭換面成為充滿「本土關懷」的政策語言。
當然，全球化與本土不一定是你死我活的天敵，但同樣無可否認的是，在現實中全球化與本土卻往往處於巨大的張力之中。就看看新一份的《施政報告》中與文化政策直接相關的施政目標。
新一份的《施政報告》提到，「本屆政府積極支持文化藝術發展，其中包括預留200億元改善和增建文化設施，向康文署撥款5億元用作添置博物館館藏和舉辦展覽」；更指出未來數年多項文化建設將陸續完工，其中包括最近開幕並備受爭議的西九戲曲中心，以及明年第二季啟用的西九自由空間。
此外，位於東九龍的跨區文化中心和西九的演藝綜合劇場，亦將於不久的未來陸續落成。至於視覺藝術方面，西九將擁有M+博物館和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等兩個世界級博物館。在這些施政項目，我們隱然看到「面向全球」與「本土關懷」之間的拉扯。
就以本地粵劇界發展為例。固然，對於合乎規格的本地專業粵劇表演場地長期不足的問題，西九戲曲中心的出現，的確可解燃眉之急。
不過，畢竟戲曲不只粵劇，西九「傳承和發揚戲曲藝術」，也不只面向本土粵劇界的需求，而是指向全球化底下、更廣闊的城市品牌（City Branding）與國家文化軟實力打造的需求。兩者之間早已見於西九籌建戲曲中心前與粵劇界的爭議，也見於兩年前粵劇界對西九文化管理局委任具有國際視野的方美昂（Alison Friedman）出任表演藝術總監一職之不滿。可見要把香港變成「宜居城市」，要在「面向全球」與「本土關懷」之間取得平衡，並不容易。
作者為文化評論人
文章刊於2019年1月16日信報專欄。本欄由「香港文化監察」邀請不同意見人士討論香港文化及文化政策狀況，集思廣益，出謀獻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