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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關震海

前明周文化網站編輯,亂世中寫作,寫寫日本、電影、時評。 網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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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媒體之後 — 我講「獨」了

離開媒體之後 — 我講「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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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於2012年3月11日 日本東北大地震1周年 (記者蔡元貴攝)

十二年的寒暑,見證媒體巨變。陳果話:「現在不是害怕香港變,是已經變了。」我同意,香港「已變」,作為記者應該如何自處。35歲,我想先回應這個問題。謝謝同僚的包容,我並不是想做獨行俠的,因為天生愛獨。未來如何變,我選擇了用記者的身份去回應社會的變遷。

因為,記者是我的事業,不止是一份工作。

從事主流媒體十二年 (其實我在日本也有寫稿回香港),今天我要說聲再見了。未來會繼續做獨立的報道。

我屬於一個「非主流」的記者。有時自己影自己寫自己拍,隨意訪問,訪問我想知道的東西。這種隨性,是我一直追求的自由。而這種自由應該好難在任何一個傳媒可以做到,但這都不是傳媒的錯。在公司每一刻,我都十分享受。

第一天,我記得採訪一宗簡單的報道 —天台綠色環保,我可以無料帶返報館。原因好簡單,記者簇擁的答案,我從無興趣,對於這個社會,我有很多懷疑,我喜歡鑽別人不鑽的角度。後果都是慘痛的,採主鏟到我上天,做了半年已經想離開這一行。在報館我看到我的「將來」,於是半流浪的姿態出走到日本留學。經歷告訴我,在做新聞這一行之前要先認識自己。從「Who am I ?」 得到答案,才可以堅持走下去。

記者的政治信仰,傾向和鍾愛,都決定未來的路。新聞,對我來說從沒有客觀可言。

這個「非主流」的人到了多個「主流」的媒體,做了不同的崗位,寫過「主流」到不得了的文章,成為了今天的我。我經常打趣說:「除了馬經、財經,基本上無嘢未寫過(其實連賽馬會的鱔稿我都寫過不少)」。起初埋頭寫日本色情文化、鬼故、愛情小說,小記為傳媒獻出過好多的「第一次」。(可能十多年前才出現的機會,跨版寫作。今日小記的崗位分得好細。謝謝各位畀小弟機會。)

八十後記者往哪裡去?

當一個原本「非主流」的人變得大眾化,歲月磨去的是自我。

這兩年,當我在社交媒體左搞右搞頭上冒煙,赫然發現我的報道比以前差。我不斷在問自己在幹甚麼?網絡的普及,確沒有令報道回到從前的質素(至少我的報道是,而且愈來愈馬虎,愈來愈粗糙)。同輩的八十後走的走,九十後焗在謀殺記者的困局,在沒有正規的磨練便要放棄記者工作。卡在中間的八十後,無聲無色消失。就算今日媒體的辦公室變成了「70 後、90後」的配搭,消失了的一大堆八十後記者,為何走的走,根本無人過問。

蒼涼的是,同輩都對記者這份工作失去了信心。

我們卡在一個甚麼的時代?是一個傳媒告別最易賺錢、迎接數碼轉型的年代。我們背負轉型的一代,同時又見證着公信力從高處墮下的年代。身位渺小,工作負重。這是一個細傳媒瓦解、大財團話晒事的年代,又是傳媒機構用心營造記者的形象is nothing的年代。

我們好像中了毒一樣,開始質疑新聞,質疑自己的能力。

媒體「被肢解」

2015年我在明周第一個封面 —「 肢解主流媒體」。時間過了三年多,香港媒體被支肢解的速度比我想像中緩慢,這些都靠大家頂住。台灣的紙媒崩潰到一個點,坊間都流傳「識字就不會做記者」的講法,這兩年發生了旅遊記者陳志東事件,資深記者淪為鱔稿機器,最後要跟傳媒對簿公堂[註1]。韓國的新聞受盡打壓,在世越號沉船事件建制媒體為配合政府,竟然公然說謊「無人死傷」,這迫使偵查記者組成「新聞打破」網媒,監察政府[註2]。日本新聞界底子夠厚了吧,首相安倍晉三也設法攻擊在官邸問敏感問題的記者,業界聯手狂轟安倍。

我同意金庸說得對:「新聞自由是往外爭取的。」幾十年來,亞洲的新聞自由都是靠記者爭取,它不會從天而降。記者不會去了一次伊拉克,做了一次戰地記者,新聞自由就在你的頭上加冕,絕對不會。

香港媒體的糟透程度不至於台灣,腳下稀泥不至惡臭腐爛,間接造成慢性後退的跡象。我見證過偵查年代最好的光陰,目前記者的流失數目,人力資源的斷層,專題的質量,都是嚇人的。

記者仍在主導件事?

當我閱讀八十年代的報人如何辦活動救《商報》,七十年代兩頁小報如何革新,報人須完全面向群眾。昔日的媒體曾經機靈,遇過的危機不多也不少。

這兩年專心從事網絡編輯,經營社交媒體,我深深感受到,網絡世界需要絕對流動的制度。可是,當媒體變成李小龍所說的「Be Water」的時候,媒體已變成了大企業的集體系統,失去彈性。記者,在傳媒機構僅是一個Post,而其他位置愈分愈細,根本對應不到今日網絡的需要。


十年前日本的生活照,到今日我仍然對日本這個社會充滿好奇。

外國大型選舉結果一出來,大眾最關注的是什麼?外國都關注政治記者的個人專頁,或是twitter的兩行字精闢的分析。外國媒體不會乾焦去做扑咪問政客,他們仍然依靠一班資深記者先分析,然後做follow up的專題。因此,傳媒機構仍然會忍受這班記者在開Live,寫書,記者的工作不會輕易談「外判」,一切都是一盤生意,不用搬什麼新聞理論去分析,傳媒機構從來都不是神聖的。記者私下開Live的事情,在香港的架構,已經跨過了採主、編輯、攝影記者,甚至是總編輯的位置,記者走在最前線,在香港不容易呀。

外國的記者仍然是主導件事,就等於一個廚師在控制一間餐廳的食物質素。在未來的網絡世界,我看不出情況會有很大的改變,每一個記者都有他的Business Mode。Facebook 越多垃圾資訊,這個世界更愈需要記者現場的content 和角度。

媒體的記者與獨立記者

替自己找一個Business Mode,找自己想關心的議題和國度,就是我離開媒體以後的終身任務。一個記者,思想不獨立,寫什麼都好像被卡住一樣(至少我是)。35歲,是時候毫不避嫌的講「獨」了。

我知道很多年輕記者對傳媒的生態好沮喪,特別是雨傘之後立志當記者的一班人。我不會說,在香港做記者有發展。事業和工作是兩件事,主流媒體的記者和獨立記者又是兩回事。我只能說,先認清自己想做那一種的記者?

我的初衷:

「我要告訴別人

,他們不知道的事情

,給別人看他們看不到的東西」 — 《一一》楊德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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