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中」草草收場後，「民主黨」隨即炒作「沿水」事件，企圖藉此轉移公眾視線，然而與本土派離心離德的定局而成，一時間各種名目的組織紛紛成立。這些組織並非全然是激進派，但有別於傳統民主派的是，他們都覺得既然內地短期內不可能實現民主化，那倒不如退而捍衛北京曾經許諾的「高度自治」，守護這個相對寬鬆的政治環境，並運用議會權力着手處理自身的社會問題。只不過他們都有感「港人治港」純屬文字遊戲，於是變得不太情願運用「自治」來表達訴求，加之人為因素使得陸港矛盾不斷激化，於是才造就了「港獨」份子混淆「自治」與「獨立」混水摸魚的有利條件。
現時「維基百科」的「傘後組織」條目列出了數十個組織，編者指出他們雖然大都強調「重返社區，深耕細作」、而且繼續宣揚「真普選」，但互不統屬，目標、理念不一，有些明顯為參與2015年區議會選舉而成立，因為他們認為傳統泛民政黨抗爭不力，又或者不甘心建制派自動當選。至於接力興風作浪的右翼本土更指責泛民內部缺乏民主，抗拒政客領導，好些激進份子都是散兵游勇，並不歸屬任何組織，當領頭人物的表態不符合他們的胃口就會着力「拆大台」，後來各大專院校退出「學聯」的風波亦與這種態度有關，所以泛民內部亦流言指右翼本土派為「中共內鬼」。
無論如何，後「佔中」時期的幾波衝擊向社會展示了「港獨」聯同本土派右翼當中的活躍份子其實只有區區一萬數千，所謂「港獨」思潮實在不足為心腹大患，況且古語有云「物先腐而後蟲生」，真正愛國愛港的朋友們社會與其擔心「外國勢力」興風作浪，不如正視引起陸港矛盾的根源，務求將青年人引向正途。以下我們將透過幾個有代表性的本土派組織說明其中的左右翼有着怎麼樣的傾向，以及旺角騷亂是怎麼交織而成的。
幾個有代表性的本土派組織
我們首先對這幾個組織作點簡介，2011年成立的「土地正義聯盟」是以保育鄉郊為重心的社運組織，反對郊野地區進行地產發展，主張復興本土農業，靈魂人物朱凱廸自反高鐵運動失敗後紮根元朗八鄉，寄望發動沒權勢的原居民反對「官商鄉黑」，從而實現農地復耕；而「小麗民主教室」則由「青年重奪未來」演變而來，以大專講師劉小麗為核心，於「佔中」後期進行街頭論壇和講學，綱領與「土地正義聯盟」多有所重合，實際上比較重視聲援小商販，兩者構成了本土派的左翼，設想復興小生產以扳倒「地產霸權」，現已投入「工黨」陣營。
2012年成立的「熱血公民」或許是最早形成的右翼本土組織，由政客黃洋達領導，操辦網媒《熱血時報》，以嘲諷時事的手法吸引支持者，但流於口頭上激進，所以被戲稱為「熱狗」。「佔中」後成立的「本土民主前線」則是積極的行動派，聲勢因而一度比前者更大，他們以黃台仰及梁天琦為首，鼓吹「民族自決」，認為陸港兩地雖然歷史、語言、文化等方面不能完全分割，但由於香港在殖民地時代建立了優於內地的西方文明，所以「香港人」已然為一個「民族」，熱衷炒作「水貨客」和新移民問題，覺得「保皇」勢力暴力干涉和平示威卻受到警方保護，所以必需「以武制暴」。
至於「青年新政」就嘗試走本土派當中的中間路線，他們的綱領糅合了左右兩翼所關注的議題，實質上仍然採取議會路線，介入過某些民生議題，支持者主要抱有社會問題可能通過取得「單程證」審批權，並改變迎合內地旅客需要的經濟模式而得到解決的想法。以上提到的各個組織都沒有嚴密的構架，幾乎只有發言人運用「本土」理念去進行鼓進，然後通過網絡召集人們自發到場參與行動或聲援，情況充份反映了年青人當中的無政府主義傾向。
「本土民主前線」掀起一輪反內地遊客的高潮
「本土民主前線」一度屬於右翼熱捧的組織，他們成立後第一擊指向了親建制的「撐警」街站，其後聯同「熱血公民」及其他右翼組織於2015年2月8日到3月8日期間幾個週日先後在屯門、沙田、元朗、上水、尖沙咀等地發動了「光復行動」，而且態勢比「佔中」變本加厲，除了干擾商戶營業以及與警方發生衝突以外，更加對內地人喊出帶侮辱性口號，甚至向他們認為是「水貨客」的途人作出挑釁以至攻擊。3月8日下午屯門一對拖行李箱的母女受到威嚇，女孩受驚哭泣，母親被迫展示行李箱內只有書籍而非水貨，亦有港人被誤認為「水貨客」而受攻擊。一系列事件激起了社會公憤，連溫和的本土主義者亦不齒右翼的所作所為。
「青年新政」4月初被迫對事件表態，口頭上不反對採用過激手段，並聲稱不會作出譴責及出賣參與者，但表示出於各種原因未必負擔得起走上最前線的風險，而希望能在別處發起另一條戰線，爭取輿論，減輕街上同路人所受的壓力，並且就政策層面在議會提供支援。這種不痛不癢的論調看在右翼眼中實在與泛民政客並無二致。此外，「熱血公民」在「光復元朗」當日並未積極行動亦受到了指責，黃洋達在壓力下為失場致歉。
另一邊廂，雖然兩地政府齊聲譴責，強調依法打擊，但同時默認了「光復行動」的發生與政策違反主流民意有關。實際上，2012年深圳非戶籍居民獲放寬申請「個人遊」來港的時候，就連時任旅遊發展局主席田北俊也提出擱置擴大「個人遊」範圍，當局早已得悉港人對「個人遊」過度開放經已產生反感，只不過當時中央政府為保面子於是在《人民日報》海外版祭出了一篇《樂見自由行再放寬》，然而此後「個人遊」政策適用範圍確實未有再度擴大。「光復行動」則成功迫使內地當局將深圳居民「一簽多行」收緊為「一週一行」，這就變相承認了本土派並不完全是無是生非。
右翼把握借題發揮的機會
接下來發生了兩宗讓右翼乘機借題發揮的事件，2015年5月21日，一名年近七旬的婦人聲稱其12歲外孫肖(蕭)友懷遭父母遺棄，於是借用他人身份為其申請「雙程證」來港以便照顧，並藉口4月份有無證少女畏罪墮樓而指稱男童感同身受，為免悲劇重演於是在陳婉嫻及律師陪同下自首，陳婉嫻表示希望政府可以「人道立場」處理事件，向男童發出居留權。此外，由於身份核查及處理過程需長達數年，教育局擬安排男童入學，黃大仙區孔教學院大成小學向肖友懷提供了面試機會。
事件觸發右翼向陳婉嫺、校方及入境處示威，期間校方安排一名女生聲淚俱下地質問社會上何以有人不能包容肖童，另一方面又有人揭發肖童早前曾於住處附近與另一名男童爭執並出手追打對方，質疑肖童欺騙港人同情心。戲劇性的是當局調查揭發肖童外婆謊話連篇，其後肖童外婆更反咬陳婉嫻一口，聲稱在陳婉嫻誤導下接受自願遣返，9月份入境處正式落案起訴肖童外婆「協助及教唆他人違反逗留條件」， 11月10日被判監禁4個月，緩刑3年，事件遂告一段落。
到6月初，中國足協就世界盃外圍賽推出了一組宣傳海報，並令人有理由相信以膚色「有層次」諷刺港隊以外援球員為主力，存在種族歧視之嫌。右翼便乘機於港隊對不丹賽事奏國歌環節發出噓聲，藉着體育賽事「宣示主權」。事後中國足協就海報內容向香港足總致歉，同時辯稱設計原意並無種族歧視的意圖。其後右翼繼續於港隊賽事期間「噓國歌」，香港足總未能予以制止，直至國際足協聲言處罰港隊閉門作賽才有所收斂。
六四和七一遊行歷來是泛民主導的重頭戲，然是2015年參與人數暴跌過半，11月舉行的區議會選舉出現了混戰局面，年青人的參與使投票率創出歷史新高，本土主義者初嘗勝績，加上10月至12月期間發生了懷疑涉及內地「強力部門」越境執法的「銅鑼灣書店事件」，加劇了港人對內地政府的不信任，各種事態醞釀着另一波高潮，焦點則換到小販議題上面去，並觸發了2016年農曆新年的「旺角騷亂」。
「旺角騷亂」的社會背境
騷亂中「本土民主前線」以食環署人員驅趕小販為由發難，並以「選舉遊行」為借口鬧事，其後有人使用自製盾牌及武器衝擊警方防線，以至掘起路磚投擲，圍毆落單的警員，堆放雜物縱火，期間有警員為保護同袍而鳴槍示警，局面直至翌日早上防暴警察增援才大致受控。在於認識政治形勢的層面上，小販議題的醞釀過程其實比騷亂的細節更具意義。
城市的小販活動往往是無業人口的謀生手段，早年由於大量移民湧入，小販活動曾經十分盛行，港英當局只運用發牌制度略加規管，直至「抵壘政策」取消和「單程證」制度確立，限度了人口增長，加上內地改革開放帶動資本對勞動力的需求上升，港英當局於是以市容衞生為由停發新牌並給予一筆特惠補償吸引持牌小販主動交回牌照，同時對無牌小販予以取締。不過小販活動始終是社會的「減壓閥」，而且基於食肆大多於晚間休業，市民對小販提供的熟食確實存在一定的需求，所以港英當局於繁忙時間以外還是採取「隻眼開隻眼閉」態度，某些地區形成了不成文的「夜市」。
到市政區「被殺」，特區政府直面城市管理的執法角色後矛盾就逐漸尖銳化。2006年天水圍一名無牌小販因逃避追捕而跳河溺斃，此後食環署職員可謂裡外不是人，也許為避免同類麻煩於是專向無力走避的老弱小販埋手，不時引起社會非議。及後由於越來越多連鎖食肆進駐屋邨商場，它們為了「賺到盡」都會於晚間營業，「領匯」為保障租戶利益便對熟食小販進一步「趕盡殺絕」。加上建制派議員在區議會當中表示對「夜市」小販「零容忍」，於是乎議題就更具政治意味。
2014年農曆新年前，相關部門聯手打擊各地「夜市」，有本土主義組織協助上水小販打出「對抗財團壟斷，基層自主營生」，「撐小販！撐社區！」等口號，並呼籲街坊市民及社會人士聲討執法部門的打壓。從這些口號看得出，本土派左翼經營小販議題的出發點是聲援弱勢群體自力更生，而右翼就在保衛香港特色的意義上介入， 2015年初有小販遞交求情信，希望農曆新年期間獲得當局「高抬貴手」。2016年劉小麗親身協助小販擺賣，並聯同「本土民主前線」、「學民思潮」等組織呼籲民眾年初一晚上到旺角一帶捍衛旺角「夜市」或惠顧，殊不知活動最終竟演成騷亂。
領導群眾運動必需組織糾察隊
包括「小麗民主教室」在內的關注小販團體事後發表聯署聲明，一方面表示武力衝突對解決夜市去留和小販政策的問題幫助不大；另一方面又指食環署對事件的處理失當，「有權用盡」，無視新春節日市民之所需所想，應用較彈性政策處理民生社區問題，而不是一味高壓掃盪，招致市民怨聲載道。這種對雙方「各打五十大板」的態度好像四平八穩，而實際上事件恰恰反映出本土派缺乏領導群眾運動的能耐。
右翼就喜歡拿工聯會參與過「六七暴動」作類比，企圖以親中共的「暴動犯」沒受懲戒，襯托他們「反暴政」卻被當作「暴動犯」看待的不合理。其實「六七暴動」不得人心在於沒有恪守「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當年殖民政府鎮壓工人維權實質上擔當着廠東打手的角色，性質屬於「階級矛盾」，可是工聯會將暴力事件歸結為「民族矛盾」，似乎壓迫只來自於洋人統治，這就對資本主義的壓迫進行了極大的簡化，不比本土派誤以為「只有官商勾結的資本主義才是壞的」的思維模式高明多少。
工聯會方面則反辯「六七」是站在貧苦大眾的立場上「反英抗暴」，與「旺角騷亂」不可同日而語。沒錯右翼「撐小販」確實是個借口，但若非中國變質為資本主義社會導致貧富極端懸殊，而且任由「一國兩制」擾亂社會秩序，否則本土主義為絕對不會有市場。其實陳婉嫻等人應該以自己的經驗告誡左翼本土派，領導罷工和遊行的時候必需組織糾察隊以防範有人混入隊伍當中改變運動的性質，給予警方以武力鎮壓的理由。
立法會補選引起當局警惕激進右翼進入議會
至於「本土民主前線」所謂之「選舉遊行」乃指2016年2月底舉行之立法會新界東地方選區補選，該議席出缺與湯家驊不滿公民黨黨友近年不斷挖掘法律根據討好本土派有關，2015年中湯家驊憤而宣佈退黨並辭任立法會議員。這次補選變相是單議席單票制，為免分薄票源，泛民內部傾向「讓路」予公民黨，至於梁天琦的知名度就因「旺角騷亂」而大為提高，選前成功募集了數百名義工為其助選，最終獲得6萬多票以第三名成績落選，時任特首的梁振英對於梁天琦的得票率雖未作正面回應，卻不得不承認香港社會確實存在怨氣，聲稱特區政府要在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各方面迎難而上。
因應政治風向的轉變，以黃之峰為代表的「學民思潮」亦來個「華麗轉身」，「香港眾志」4月份成立，以「民主自決」理念取代「民主中國」，企圖以新面目引領年青人投靠歐美。管治當局對右翼民粹持續膨脹亦不敢怠慢，立法會換届選舉的提名期間，選舉管理委員會發出新聞一份公報，指稱「留意到近期社會上有意見關注到參選人是否已充分明白《基本法》的內容」，並已擬備一份確認書供選舉主任使用，要求參選人確認擁護《基本法》第1、第12及第159(4)條。
泛民主派就確認書一事曾約見選舉管理委員會主席馮驊法官討說法，並拒絕簽署選舉確認書，右翼政團則有不同決定，但不論簽署與否，多名右翼參選人均收到選舉主任發出的電郵，就媒體之報導及網上言論詢問他們的政治立場。經過一翻擾攘後，梁天琦決定回覆選舉主任表示「不會繼續主張及推動港獨」並補簽了確認書，唯最終仍未被放行，事件中另有四名右翼參與人被褫奪參選資格。
「熱血公民」從此更趨謹慎
「熱血公民」的態度從此轉趨審慎，這一年由他們牽頭的「香港人六四集會」仍然喊着「本土、民主、反共、建國」的口號，然而為了確保參選資格，「選舉確認書風波」後已不能在「熱血時報」上面見到明示「香港建國」的字眼，而「反共」亦代之以「抗共」。其實「熱血公民」在激進右翼心目中從來不是一回事，「旺角騷亂」爆發後黃洋達甚至被揭發慌忙撤離──也許他本來打算藉着煽動支持者與警方發生磨擦在運動當中「抽抽水」而已，豈料右翼暴力程度竟遠超他的想象，於是拂袖而去以免引火焚身。
此後右翼乾脆抨擊黃洋達夫婦從支持者那裡欺騙金錢供自己享樂，無論如何，他們的成員愛喊什麼「皇天擊殺」、「天佑義民」之類的話包含着希望效忠於某個看得起他們的皇室的意義，同時仿佛又有種「邪教」的感覺，折射出也好些嘴上說着惡毒語言的右翼本土份子面對制度壓迫的無助感，他們很清楚少數人的暴動意味着什麼，於是希望捧出一個有號召力的領袖鼓動其他人一起鬧事，實際上卻是供奉着一個偶像為這個小圈子提供娛樂。
2016年立法會換届選舉中，「熱血公民」聯同另一名政客黃毓民所主持的「普羅政治學苑」及「城邦派」陳云根所主持的「香港復興會」結成選舉同盟「熱普城」，並以「公投制憲」、「香港維新」、「永續基本法」為競選口號，希望通過「翻炒」2012年的「五區總辭，變相公投」理念而擠身議會，最後只有鄭松泰一人當選，事後黃洋達乾脆退出「熱血公民」，全力經營「熱血時報」這盤生意。
選舉結果反映的一些事實
當局並未全面封殺本土派參選也許存在欲擒故縱的考慮，結果本土派整體在地區直選之中得票41萬多，佔全數約兩成，與泛民所流失的得票率相當，通過地區直選贏得6席。從右至左的政治光譜分別而言，「熱普城」共得票15萬多，獲得梁天琦支持的「青年新政」得票近7萬，「香港眾志」得票5萬多，劉小麗得票近4萬，朱凱廸則以8萬多票成為「票王」。數據好像顯示右翼民粹在青年人當中稍佔上風，但由於左翼只有劉小麗及朱凱廸分別於他們主要經營的九龍西及新界西出選，選舉結果仍不足以反映左翼民粹的影響力。
如果以建制派與反對派作比較的話，前者獲87萬多票，而泛民連同本土派則獲得近120萬票，事實說明所謂單證程、非雙、留港內地生等「溝淡香港人」的論調純屬陰謀論，雖然「比例代表制」有利建制派「配票」是事實，但若非泛民政客為了自身利益未能統一陣線導致票源分散的話，建制派在地區直選當中亦佔不了什麼便宜，故此所謂「蛇齋糉餅」實屬諉過於人之詞。
與此相對應的是，年青人拋棄泛民並沒有轉向中間派，標榜走中間路線的政治團隊皆在選舉中失利，事態反映了一旦社會利益失去平衡，意識形態就會對應貧富兩極分化而起變化，模稜兩可、不置可否地「騎牆」就是最不得人心的立場，本土主義冒起毫無疑問是當前大趨勢。此外，這届選舉之中尚有個別獨立親建制人士嫌建制派政黨辦事不力，於是花錢參選利用選舉機制向社會喊話。
立法會宣誓風波與衝擊中聯辦
本來本土派贏得立法會十分一議席足以扮演左右大局的角力，然而他們頭腦被勝利衝昏而得意忘形，未正式就任就在宣誓期間玩小把戲。其中最惹人生厭的要數「青年新政」梁頌恆及游惠禎選用英文宣誓卻故意將CHINA讀成「支那」，又展示「HONG KONG IS NOT CHINA」標語。數名被立法會秘書長裁定宣誓無效的候任議員獲安排重新宣誓，姚松炎仍在誓詞中加插口號，卻獲立法會主席梁君彥確認為有效，引發建制派議員抗議並集體離場引致流會，以致梁游及劉小麗三人無法宣誓。其後梁君彥決定只安排劉小麗宣誓，梁游二人試圖闖入會議廳宣誓不果，劉小麗則在建制派議員轉身背向作無聲抗議的環境下完成宣誓。
梁君彥處理該事件拖泥帶水，特區政府隨即於10月18日下午提出司法覆核，全國人大常委會亦就事件釋法，具體指出宣誓人故意以行為、語言、服飾、道具等方式違反、褻瀆宣誓程序和儀式，或者故意改動、歪曲法定誓言或者宣讀與法定誓言不一致的誓言，應認定為宣誓無效並喪失就任資格。而宣誓人對國家和香港特別行區的法律承諾，有法律效力和法律約束力，必須真誠信奉和嚴格遵守，如果有虛假宣誓，或宣誓後作違誓行為，須依法承擔法律責任。
另一邊廂，人大準備釋法的消息傳至本港後，泛民以終審法院為目標，發起11月6日下午進行反釋法遊行，然而4000名本土派人士中途轉向中聯辦示威，入夜後更與警方發生衝突，大批示威者衝出馬路並以雜物架起防線，又打開雨傘與警方對峙，試圖吸引聲援者到場重演「佔中」但未能得逞。到凌晨時分警方開始清場，在場的政客宣佈鑒於形勢不利，為避免更大犧牲，呼籲示威者往中環方向離開，唯人群繼續與警方展開攻防戰，直至凌晨3時才全部散去。
當局策略性打壓本土派
一翻擾攘後法院還是於11月15日裁定梁游二人自10月12日起喪失議員資格，並頒令禁止兩人以立法會議員身分行事，亦指出立法會主席無權容許兩人再次宣誓。12月2日政府針對姚松炎、劉小麗、羅冠聰、梁國雄四人發起第二波司法覆核，2017年中法院裁定四人宣誓無效，自10月12日起喪失議員資格。至於鄭松泰和朱凱廸則由於未有更改誓詞，以及宣誓後所喊口號並未明示不承認內地對本港的主權而獲「放生」。
除了法律觀點以外，當局寬待朱凱廸或許尚有別的考慮。朱凱廸自反高鐵事件後選擇扎根鄉郊，似乎他已意識到依靠個別小農戶不足以挑戰地產霸權，於是試圖爭取沒權勢的原居民挑戰鄉事勢力。在朱凱廸的心目中，鄉紳囤積農地然後向沒有土地的男性原居民收買「丁權」發展房地產加速了本地農業息微。他的理念甚至得到個別沒權勢的原居民的認同，他們願意廢除「丁權」去打擊鄉紳。
朱凱廸當選後隨即高調公佈受到死亡威脅並向警方求助，「官商鄉黑」議題亦開始吸引公眾的關注，他獲得了某程度上的成功，可是他的構思根本無助於解決資本主義的系統性問題。只要社會發展不平衡，人口自然會向發達地區轉移，住屋的供求關係就會趨於緊張，至於原居民的「丁權」演變成鄉紳的特殊利益只不過屬於很小的一個局部，就算「丁權」有朝一日被廢除了，保育鄉郊與增加房屋供應之間的矛盾卻仍然存在。
如是者，朱凱廸一路人馬對於他所反對的「官」或「商」皆可作為收編的對象，因為「官商鄉黑」議題讓鄉事勢力分擔了政府限制房屋供應的責任，轉移了社會輿論的焦點，對大地產商而言，他們也樂見有人引導民意限制政府發展鄉郊土地。不過朱凱廸「敬酒不喝喝罰酒」，進一步將焦點轉移到「棕地」(即已荒廢或遭破壞的農地及工業用地)開發的問題上，由於大量「棕地」是發展與保育兩全其美的現成選項，而且運動方向真正切入到大眾利益的層面，去年底當局終於出手封殺朱凱廸，引用法《鄉郊代表選舉條例》第24條取消其參選的資格，恐怕亦無緣參與下届立法會選舉。
林鄭月娥重新執行自由主義政策
迄今為止，衝擊中聯辦是最後一次具規模的武力衝擊，此後本土派逐漸歸於沉寂，輿論轉向了高鐵「一地兩檢」、「國歌法」立法及各種基建工程質量等議題。2017年特首換届仍然是場「小圈子選舉」，林鄭月娥代表了官方的正統路線，曾俊華以其對立面的姿態登台構成了這次選舉的基本面，他的政綱十分空洞卻得到民間熱捧。本港首富似乎早就預料到選舉結果，投票日前公開表示港人不能選出自己心目中的候選人是咎由自取。
經歷過爭取「真普選」的「佔中」以後民間仍然對「小圈子選舉」有所指望其實是十分諷刺的，情況反映社會上多數人還是沒有從僱傭奴隸的狀態中覺醒過來，他們仍然滿足於一個「廉價的面子」，誰會講兩句好說話就把誰當「好人」看待。如今看來，「佔中」參與者或許抱着「法不責眾」的僥倖心態，甚至以為蒙着面進行武力衝擊就不會被抓到，可是見識過「大棒」以為都不敢輕舉妄動了。如果刻薄點說，大多數人其實還沒有膽識去跟直接的壓迫者搞對抗，於是只好口頭上當個反對官僚專制的「民主人士」，因為無論怎樣譴責政府官員人家也奈何不了自己。
林鄭月娥上台後重新祭起曾蔭權時代的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向中產退稅並大幅下調利得稅率，又宣布將幾千個公屋單位改作居屋出售等等。另一方面，警方已正式提出引用《社團條例》禁止鼓吹港獨的「香港民族黨」繼續運作，這就構成了管治集團與壟斷財團和中產階層「大和解」，統一口徑打壓本土派的局面。綜觀全局，本土派的抗爭非但未能爭得任何實際改善，卻使自己更加孤立無援，他們實在有必要反省幾年下來的經驗教訓。
小結
「本土民主前線」的黃台仰說過「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他棄保潛逃後，右翼抓住了這句話而嘲諷他為「黃瓦全」。有屬於本土派的自由撰稿人對整個「本土民主運動」作出了頗恰當的總結，他寫道︰「獨派的口號和目標很激烈，但實行時，我們當中沒有多少人願意成為犧牲的角色。整個運動當時太情緒化，太多激情，太少理性，太多口號，還有太遠大甚至現在看起來很虛妄的目標。我們高估了自己，低估了政治……我們嘲笑左翼的苦行和集會合唱，看不起他們的理想主義，但與此同時卻開始自己的造神運動，把一個個運動領袖吹捧拔高到他們不能承受的高處。然後每次隨着那個領袖達不到高遠得不切實際的目標後，就任他墜落，繼而尋找下一個造神的對象……新的組織喊出更激進同時也更難達成的口號來爭取支持，同時我們以自己屬於更激進的組織為資本去鄙視目標更保守的人，而支撐這一切的，很遺憾的，是一張張並不能兌現的空頭支票……我有種我們是在五十步笑百步的感覺……總不能勝利時就拚命搶奪光環，一旦失敗就把責任推得一乾二淨。」
當然，以上的話只是一個理性的本土派對志同道合者所作的批判，他始終未從根本上對本土主義的可行性及正義性產生懷疑。在我們的立場上，我們並不否認本土派對內地政權及內地同胞的作出某些指責所根據的事實，香港的社會亂象與內地同胞麻木怕事的主觀因素亦存在一定關係，然而由此否認自己中國人的身份卻殊不可取，大家還是應該採取魯迅那種「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態度。實際上，隨着經濟危機日益嚴重，內地勞動大眾的抗爭意識比從前已大為提高，只不過那些消息都沒有被主流媒體廣泛報導而已。
至於真正愛國愛港的朋友們，我們希望你們認識到外國猖狂勢力煽動「港獨」只是假象，其實管治當局深知貧富分化日益明顯的背境下，本港青年人產生反抗心理的趨勢已不可逆轉，因而反過來刺激他們將「港獨」喊得震天價響製造矛盾轉移視線。通過美國挑起的貿易戰，大家必需認識到中國所面對的危機是改革開放以來引進模仿的發展模式使得自己只能在別人的核心技術的基礎上加以發揮，房地產開發盲目追求利潤的鼠目寸光更加導致糧食也得依賴進口，以致面對國際衝突完全喪失戰略主動權，不得不在經濟甚至政治上對美國處處妥協退讓。
由於人們總是慣性地站在強勢的一邊，而內地當局外強中乾，社會上就難免有人抱有借助外力求得解放的想法，這就是我們這一篇開頭所指的「物先腐而後蟲生」。無論如何，一旦內地發生大規模反對資本主義的群眾運動，青年人自然會看到擺脫現狀的希望何在，然後將「本土意識」拋諸腦後。我們對於本港政治形勢的分析到此為止，下一次我們嘗試在微觀角度揭示「民主」、「自由」的涵義，指出當前社運的一些誤區，最後通過探討內地經濟對大局的影響作為本系列文章的總結。
民間國民教育研討會
2019年3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