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捐款

鍾劍華

理大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理大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網誌

政經

「政權的幫會化」與「公共管治江湖化」

「政權的幫會化」與「公共管治江湖化」
廣告

廣告

香港的機構管治已經隨着香港社會管治衰敗而受到破壞。因此,很多表面上看似不涉政治的公共政策事件,其實都與機構管治的淪落與受到破壞有關。

政府在施政上也顯得越來越蠻不講理。律政司長就着UGL事件上的檢控決定提供的說法,根本就是推翻過往一向行之有效的檢控原則,而且其觀點也難以令人信服。近期說要修訂引渡條例,便把一國兩制及基本法制定過程中說要提供的「法律屏障」,改說成是「法律漏洞」。對於外國商會及組織的關注,政府官員的反應跟中共那些幹部動輒指罵別人干預內政,然後不講道理如出一轍。政務司長去到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對於其他國家提出質疑香港人權保障的「具體事例」不作回應,只是不斷彈官腔,也是懶得理人怎樣回應,這種作風可以說是極之醜陋。而這些風格,正是在主權移交之後,特別是現屆政府上台之後,越來越不介意在人前表現出來的,也顯然是從北方習染過來的作風。

這些行為基本上就是恃着政府有權,喜歡說什麼就說什麼,懶得理大家是否接受,也不理是不是有說服力。這根本就是以權害法,以權害邏輯。那根本就是一種幫會的邏輯及行為模式。越是難講出一套道理來,越是難透過說理說服別人,就越是要耍流氓。這正是近一年來令人看在眼裏氣上心頭的特區政府「管治新風格」。

香港面對的施政困難及各方面的挑戰,其實是整個制度未能為政府提供管治的合法性所造成。這一點如果不解決,無論北京當局及香港的當權階層如何出盡九牛二虎之力,情況也不會有改變。不能從制度上解決問題,政府就只能繼續運用現時在施政上及法律上可以提供的空間,盡量把權力用盡,甚至把權力僭建,不斷耍流氓。所以才會出現以中國大陸政治上的「嚴打」手段對待政治異見者、打壓年輕世代的政治訴求,但對於明顯違反紀律觸犯法例的執法人員卻處處偏袒,法庭判了罪也拒絕道歉。

這就是一種「公共行政的江湖化」。

執法者犯了法政府可以當冇事,警務處長拒絕可以拒絕道歉,法庭判了坐監還可以繼續出長俸,這除了對公眾及納稅人不公平之外,實際上也顯示政府不介意公職人員以違法的手段來達到政府的管治及政治目標。這不是江湖手段還是什麼?一個政府要不斷這樣做,跟幫會有什麼分別?

最近,那一個前特首竟然在面書以隱晦但卻十分露骨的方式企圖煽動支持者向在非喉舌報章落廣告的商業機構進行滋擾。政府也只是袖手旁觀,權力階層中人個個都不發一言,罔顧社會價值及公共倫理。這不也是已經反映政府在面對類似事件時的政治考慮及政治取向嗎?這也不是顯示有權有勢的人,都已經不介意運用這一些耍流氓的幫會作風及江湖手段嗎?政府完全不表態,又是不是已經表示對這些予以默許?

這一種「公共行政江湖化」的趨勢,也造成政府選擇性地支持或不支持各類型管治架構的一些行為和做法,而不再講公共行政的原則及機構管治的秩序與規矩。總之一切就要看是不是符合政府的政治需要。除了教育部門之外,醫療體系爆煲及一筆過撥款制度做成社福界內部長期不公平,何嘗不是公共管治的計時炸彈。

因為一筆過撥款制度動不得,所以明知為安老院舍前線照顧員工增加的薪酬撥款,去到機構層面便會被管理層抽水,有前線員工只能取回政府計算標準的不足一半,政府也只是袖手旁觀,還要順手說單單靠增加薪酬不足以吸引勞工加入這個行業,所以要全面輸入外勞。政府向醫管局提供的額外撥款,前線員工的壓力就可以得到舒緩嗎?這些表面上看是資源分配問題,其實也是公共機構管治原則扭曲的問題。

這一種「公共行政江湖化」的趨勢正在變本加厲。

很多公共機構、法定機構、受政府資助的非政府組織的管治階層,已經變得越來越單一,總之就是近親繁殖,順我者事事有份,逆我者冇得留低。殖民地時代建立起來的那一套諮詢制度及機構管治機制,以至公共機構及相關組織的管理及人事安排,已經變得毫無準則。如此下來,機構管治豈能不敗壞?而參與這些機構管治的人都變成了與政府同聲同氣,沒有監察意識,甚至只是想充當政府官員的代理人,總之就是大事化小,甚至是要打壓異議異見、抵制反對及投訴聲音、是要把不滿消滅壓抑的的政治把關者。

這些公共機構管治原則扭曲的問題,在涉及意識形態層面的教育體系就更是難以避免了。政府要利用教育來重塑新一代的心態。所以曾經與江湖人物同枱食飯一樣可以做大學校董,這位校董也可以一再以江湖術語來抹黑學生,校董他就繼續優而為之,學生就要被重罰停學或被趕出校。政府甚至可以完全不理會作為公共機構的大學,在處罰學生過程中不顧及程序公義,沒有合理程序及機制。如果大學尚且如是,中小學的老師召警拉學生,有中小學的校長關起門家天下又有甚麼出奇?就算我相信絕大部份中小學校長都是有心人,但這就足以令那些搞聯署的校長那一句「責罵與聲討不能解決問題」變得合理嗎?

近期一連串涉及學校的管治問題,可能只是從另一個側面折射機構管治衰敗。一位老師在校內自殺,真的只是某一位校長的霸道與管理不善嗎?辦學團體在收到老師的投訴之後,未有察覺問題的嚴重性,甚至與被投訴的校長通聲氣,這只是某個辦學團體的制度落伍嗎?如果真的是這麼簡單,那又如何解釋一連串相關的事件,例如2017年屯門興德學校的風波。還有近期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遊學團的混帳醜聞,連辦學團體都提議把校長罷免,竟然被校董會強硬否決;以至聖保祿中學召警察拉學生,或理工大學嚴厲懲罰幾名大學生,都與學校作為一個公共機構的管治行為與心態轉變不無關係。教育局長一時就說「不相信教師無投訴渠道」,另一方面又說學校「有權教導學生,要尊重校方決定」,此等言論其實已經暴露了政府的尾巴。

特區政府的處事,已經不再會依從任何具有道德制約基礎及建基於社會倫理的行政原則。一切只是根據當權階層的權力欲望及政治需要來作決定。這樣的政府要體現的,就不再是建基於理性基礎的公共行政,施政也不再以人為本,在權力運用上也不會再把公權力應該受到限制當一回事,甚至有時為了體現權力意志,會不惜運用幫會及江湖手段。

這種作風,由幾年前的小桃園飯局,到天水圍居民大會中出現江湖人物為政府維持秩序時已經見端倪。再到警務人員違反紀律違反法律進行私刑法庭判了罪一哥當冇事長糧照咬;再到刑不上前特首、反貪不監管現屆特首;再到立法會修改完議事規則之後主席仍然可以不理規則;然後再到政府可以毫不掩飾以幫會邏輯及江湖手段來管控不同的政策環節和公共機構;權勢中人,甚至暗示叫人去滋擾一個奉公守法以商業經營為原則來作決定的商業機構。類似上面想到的事件,就算是在十惡不赦的殖民地管治年代都不會見到。可以說,政權幫會化及公共行政江湖化的趨勢,到了今天只是表現得更全面、更赤裸裸,而其滲透力也已經變得更深、更遠、更廣泛而已。

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