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五一勞動節，草根‧行動‧媒體和四個基層團體（香港婦女勞工協會、舊區街坊自主促進組、同根社和在港印尼移民工協會）合作組成互助採訪隊，上述團體藉著本次採訪盼與大眾探討所關切的議題，本小隊成員選擇了其中兩組問題採訪受訪者，分別是舊區街坊自主促進組和同根社的問題。現在先讓我們看看，五一的遊行人士，對一些基層議題的看法。
採訪隊有何目的？
1）讓草根媒體實習的同學與所實習團體的街坊／工友有合作機會；
2）讓同學與街坊／工友有練習採訪的機會；
3）讓同學與街坊／工友更了解其他基層團體所關心的議題；
4）讓遊行群眾向公眾表達他們對這些議題的想法；
5）讓我們一起報導一些主流媒體不關注的基層議題。
採訪隊隊員：
康麒（第十屆草根媒體實習生）
阿綸（第十屆草根媒體實習生）
今年的五一勞動節遊行一如以往有多個勞工團體、移工組織、學生組織和政黨參與，我們在遊行隊伍中邀請了謝先生（混凝土攪拌車司機）﹑鄧小姐（家庭主婦）、黃小姐（家庭主婦)）、陳小姐（家庭主婦）、Michelle和阿朗（樹仁大學學生）表達他們對以下問題的看法：
(1) 市區重建局的宗旨是要「改善居民生活質素」！當市區重建發生時，基層租戶能獲原區安置公屋，你認為是否合理？市建局成立以來也沒有興建過公屋，你認為重建地盤是否應該建公屋，而不是建豪宅？
(2)公營醫療「爆煲」是不是新移民的問題？ 你覺得醫療爆煲誰負最大責任？
問題(1)
背景
市區重建局（下稱市建局）成立於2001年，前身是土地發展公司。根據《市區重建策略》指出，市建局在市區重建過程中有責任以「以人為先、地區為本、與民共議」為宗旨，改善舊區居民的生活質素，並讓受重建影響的居民獲得妥善的原區安置。但由於原區未必有足夠的公屋單位預留給受影響居民，致使部份居民未能原區安置，原有的社區網絡就此瓦解。
居民難以獲得原區安置，責任誰屬？市建局成立十多年以來，已完成或已開展的重建項目約有70個，但重建後的土地主要用作興建私人樓宇，局方並沒有興建過任何公營房屋。市建局與地產商合作，至今已售出約30個樓盤項目。局方發展私人樓宇，一方面導致區內基層市民可負擔的房屋數量大量減少；另一方面亦會炒高樓市，使區內物價及租金上升，加重區內基層居的生活負擔。在「改善居民生活質素」的前提下，原區安置是否受影響居民應獲得的補償？重建後的土地又是否應該興建公屋，而不是私人住宅？
市建局興建私人住宅推高物價 加重市民生活負擔
謝先生是一位半退休混凝土攪拌車（俗稱：田螺車）司機，他戴上黃色工人頭盔，表示參與遊行是因為關注工人超時工作問題，希望能為投身地盤工作的人爭取權益。他認為現時市區重建未能提升一般市民的生活質素，因為市建局在重建過程中沒有興建公屋，現行大部份的重建項目都是興建一些商廈（註1），就算是住宅單位都是與大型發展商合作興建，而這些私人住宅只會推高樓價，一般市民難以負擔。
Michelle是樹仁大學社工系學生，她參與遊行同樣是關注工人權益問題。她認為市建局推展重建項目時應盡量以公眾需要爲重建方向，除了興建公屋外，整個重建計劃都需要有適當的規劃協助該區的街坊生活，當中包括不同的公共設施配套、交通等，要以市民的需要爲主。她又指出經濟發展雖然重要，但亦要顧及該區生活的街坊需要。關於經濟發展，她認為重建之後商場店鋪多以連鎖珠寶店、藥房和化妝品店爲主，社區設施亦較華麗，但這些店鋪並非符合市民日常所需。另外，私人樓宇落成後，往往會提高區內物價指數，變相加重街坊的生活負擔，未能改善基層街坊的生活。
黃小姐與陳小姐都是家庭主婦，她們一直支持爭取工人權益運動，黃小姐在是次遊行更帶同兒子一同出席遊行。她們認為，市區重建後會推高區內商場物價（註2），加重居民負擔，無助於「改善居民的生活質素」。關於重建，黃小姐認為最重要是店鋪「唔好加價」，讓居民能負擔原區物價。
混凝土攪拌車司機謝先生。
市建局欠長遠規劃 受影響居民失去原有社區網絡
除了舊區仕紳化、物價上升導致基層市民難以負擔外，缺乏原區安置亦會使基層的社區網絡瓦解。謝先生認為重建對於街坊來說，不單單影響他們的住屋情況，亦會同時影響街坊的社區網絡，當中包括街坊在市區的建設、鄰里間的支援網絡等。謝先生亦認為一個社區的建設不單單是一個人用一日去建設，而是整個社區的人用許多時間共同建設，而市建局的重建項目破壞了街坊建立的社區，更令到部分街坊流離失所，所以市建局應有長遠規劃，並協助街坊保存社區網絡。就此，他建議市建局與政府部門間進行協調，在重建時應該預留部分土地爲一眾受影響街坊提供公屋、居屋等住宅用地會較為合理。他又認為市區重建局應該提供選擇予受影響街坊，無論街坊希望原區安置或搬離原區時，市建局都應該給予街坊選擇的權利。
而Michelle則指出，市建局在重建之後可以用較合理的租金提供予原先的鋪戶，讓原先的鋪戶能夠負擔租金，保留社區特色。黃小姐及陳小姐雖然沒經歷過市區重建，但她們都認為原區安置是市建局應該要為受影響居民做到的事，因為「識得嘅人、傾到偈嘅人都係住呢區」，居民被分散安置將破壞原區社區網絡。
問題(2)
背景
近日公營醫療「爆煲」，香港醫學院會董在報章撰文（註3），指出公營醫療「爆煲」的主因是公私營醫療失衡所致。現時公立醫院醫生佔全港醫生45%（6300多人），卻要服務約九成的香港病人；而私家醫生佔55%（7000多人），卻只照顧約一成的香港病人，而這個失衡情况在過去二十年都沒有改善。另外，工黨主席郭永健亦在報章撰文（註4），指出醫院管理局轄下醫院的病床數目在2003年至2010年期間減少，至今仍未回復至2003年的水平，2002年推出的自願提早退休計劃令超過1000名護士及約100名醫生離職，2009年提出的醫療服務產業發展鼓勵私營醫療，令公立醫院醫護人手流失。由此可見，本港醫療系統內部操作出現問題，致使醫療「爆煲」。然而，社會某些輿論卻將問題矛頭指向持單程證來港的新移民，認為新移民是導致公營醫療爆煲的主因，到底公營醫療「爆煲」責任是誰屬？
醫療「爆煲」 責任誰屬？
鄧小姐是一位家庭主婦，她參與遊行是關注工人工作超時問題，認為工人加班工作辛苦，望爭取「OT補水」。針對醫療系統問題，她認爲現時醫護人員流失率高，當中包括醫生、護士和病房助理等，令到現時的輪候時間較長，醫生在診症時時間亦普遍較短。另外，她亦指出現時輪候診症的病人增加，除了是因為香港人口增加及老化之外，亦是因為現時市民接受的健康教育不足，以致在面對健康問題時過份依賴醫生、往往因小事而使用急症室服務。故此，鄧小姐建議政府可以多推廣運動和健康教育，以改善市民健康。另外，鄧小姐亦認為現時香港普遍工作時間太長，令到市民身體普遍較以前差。最後，她亦認為醫管局沒有發揮其作用，高層可以分花紅，但前線員工卻沒有足夠人手，這種情況並不合理。當問及新移民來港有否加劇公營醫療爆煲，鄧小姐則表示不清楚新移民是否有影響。
黃小姐憶述自己帶同兒子在急症室輪候了八小時的經歷，認為醫療問題主因是人手不足。兩人認為公立醫院醫生只佔全港醫生的45%，但卻服務全港九成市民，對於公共服務而言「梗係唔夠」。對於社會有聲音會將醫療問題歸咎於新移民，她認為新移民都是香港一份子，社會不應以有色眼鏡看待他們，亦不可否定他們對於社會的付出。而陳小姐同樣認為，香港醫療「爆煲」的根本問題是政府處理不當。她指出，醫療系統現時面對人手不足及床位縮減問題，卻缺乏政府支援，認為只要將足夠資源分配予培訓醫生、增加床位，則可紓緩問題。
就讀樹仁大學的阿朗則認為，現時香港醫療系統最主要問題是人手不足，醫生工時過長亦會變相增加流失率。他又指，政府在培訓醫生方面做得不足，應該增加醫科學額，以提升本地醫生數量。
家庭主婦鄧小姐手持「OT補水」標句，關注工人工作超時問題。
政府應否取回單程證審批權／削減單程證配額？
陳小姐認為香港政府應取回單程證的審批權，因為香港地方面積不能承受過多人口。她認為家庭團聚、吸納高科技人材都是新移民來港的合理原因。就香港人口及房屋供應的問題，同根社總幹事黃佳鑫表示現時多個組織，包括本土研究社，皆指出本港現有的棕地或閒置土地足以提供足夠的房屋單位給香港市民，問題在於政府有否妥善分配及使用土地。另一位受訪者阿朗同樣認為香港政府應該取回單程證審批權，因為這牽涉港府的知情權，所以港府有需要了解單程證來港人士的目的。而受訪者Michelle則認為這批人士來港對香港民生有影響，故此單程證審批權應在香港而非內地手上。
同根社總幹事黃佳鑫進一步補充，新來港人士在社會普遍論述中被視為「佔用」資源，但其實這批人士對於本港資源亦有正面影響。近年新移民有年輕化趨勢，當中有大專學歷程度的比例亦愈來愈高，能夠對香港的經濟發展作出貢獻；另外，他又指不少新移民是家庭主婦，她們在家務勞動上的貢獻應被社會尊重及肯定。而針對新移民政策，他認為港府在處理相關政策前，應先有清晰完整的城市發展及人口政策藍圖。這是因為處理新移民配額及標準，應該因應市民需要及社會發展需要等因素來決定。現時政府缺乏人口政策方向，政策透明度不足，市民難以參與議政。另外，他同意港府取回單程證審批權。他指出，內地政府審批單程證過程並不透明，內地官員貪污問題嚴重，導致審批過程中有收受利益的情況出現；假如港府取回審批權，就能在過程擔當監察和介入決策的角色。
註1：市建局現時的重建項目以發展私人住宅為主，由局方成立至今已售出約30個樓盤項目。
註2： 以深水埗區為例，市建局由2001年至今在區內開展了18個重建項目，在重建過程中拆卸區內舊樓，然後興建私人樓宇取代。這一方面導致區內基層市民可負擔的房屋數量大幅減少；另一方面亦會推高樓市，使區內物價及租金上升，令區內基層居住的生活百上加斤。
註3：資料來源：
佘達明，〈自編自導自演的醫療爆煲〉。刊登於《明報》新聞網，2019年2月8日。
註4：資料來源：
郭永健，〈醫療服務不足 政府規劃失誤是主因〉。刊登於《眾新聞》新聞網，2019年3月22日。